【】【】【】【】【】【】【】【】【】【】【】【】【】【】【】【】【】 　【】　　　　　　　　　　　　　　　　　　　　　　　　　　　　　　【】 　【】　　　　　　　　　　　　　　　　　　　　　　　　　　　　　　【】 　【】　　　　　　　　　隧　　　　　　　　　道　　　　　　　　　　【】 　【】　　　　　　　　　　　　　　　　　　　　　　　　　　　　　　【】 　【】　　　　　　　　　　　　ＴＵＮＮＥＬ　　　　　　　　　　　　【】 　【】　　　　　　　　　　　　　　　　　　　　　　　　　　　　　　【】 　【】　　　　　　　　　　　　　　　　　　　　　　　　　　　　　　【】 　【】　　　　　　　　　　　第　十　八　期　　　　　　　　　　　　【】 　【】　　　　　　　　　　　　　　　　　　　　　　　　　　　　　　【】 　【】【】【】【】【】【】【】【】【】【】【】【】【】【】【】【】【】 　　　　　　　　　　　　　　 　　　　　　1997.8.20 　　　　　　　　　　　　　　（sd9708d） 　÷÷÷÷÷÷÷÷÷÷÷÷　本　期　目　录　÷÷÷÷÷÷÷÷÷÷÷÷ 　⒈　编者前言 　⒉　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王友琴 　⒊　田壮壮见到毛主席　　　　　　　　　　　　　　　　　　　　暂无名 　≈≈≈≈≈≈≈≈≈≈≈≈≈≈≈≈≈≈≈≈≈≈≈≈≈≈≈≈≈≈≈≈≈≈ 　《隧道》是中国大陆第一份以电子邮件连锁传递的自由杂志，宗旨在于打破当 　前大陆的信息封锁和言论压制。欢迎运用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传播。如果你愿 　意提供其他Ｅ－ｍａｉｌ地址给我们，请寄：ｖｏｉｃｅ＠ｅａｒｔｈｌｉｎ 　ｇ．ｎｅｔ，我们将把每期的杂志发给那些地址；你对杂志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也请寄上述地址。同时衷心希望你投稿或推荐稿件，请寄：ｔｕｎｎｅｌ＠ｅ 　ａｒｔｈｌｉｎｇ．ｎｅｔ。由于可知原因，凡大陆人士未在大陆公开发表过 　的稿件，作者皆署“暂无名”，待无须顾虑时再公布他们的真名。在此谨表对 　他们的深挚敬意与感谢。另外，我们发送杂志的地址可能随时变化，不必奇怪。 　　　　　　　　　　≈　版权没有　　感谢复制　≈ 　注：为了节约传输量，我们采用文本格式，建议你用编辑软件调整字行后阅读。 　≈≈≈≈≈≈≈≈≈≈≈≈≈≈≈≈≈≈≈≈≈≈≈≈≈≈≈≈≈≈≈≈≈≈ 　　　　　　　　　　　　　　编　者　前　言 　　　　　　　　　　　　～～～～～～～～～～～ 　　三十一年前的八月被那时的人们称为“红八月”。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 见了“红卫兵小将”，自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烧向全国，中国掀开 了人类文明史上最为荒诞的一页。 　　论对一个民族及整个人类的历史震撼，文革足以与法国大革命和法西斯主义 相比，然而为什么至今却出现“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外国”的局面？去年是文 革三十周年，全世界都在沸沸扬扬地讨论这个话题，只有中国大陆鸦雀无声。 　　一方面，是中共设置的禁区。虽然它把文革的罪责全部推到了“四人帮”的 头上，但是它自己也知道那经不起推敲。研究文革，最终一定会触及到中共的根 基，对它的专制体制提出全面和彻底的否定，所以它一直视文革研究为对它自身 的挑战和威胁。为此，中共去年连续“整顿”了几家企图进行文革讨论的刊物， 包括关闭了自由知识分子刊物──《东方》杂志，以白色恐怖威胁大陆的思想文 化界，迫使他们远离文革的禁地。 　　另一方面，大陆思想文化界也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中共的封杀，从而就心安 理得地保持沉默，甚至有意地进行遗忘。本期第一篇文章所指责的“不道歉的一 代”，那是否包括你或你的家人？──许多人都应该这样想一想。即使目前不能 向整个社会发出声音，自我的道德反省至少不受限制。如果因为不能“发表”就 永远不去想文革，文革的基因就将继续控制我们，并且延续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为此，《隧道》杂志今后将不定期地刊载一些国内外有关文革研究的文章和 材料。 【】　　　　　　　　　　　　　　【】　　　　　　　　　　　　　　【】 　　　　　　　　　◆　１９６６：学生打老师的革命　◆ 　　　　　　　　　　　　　　　　　　　　　　　　　　　·王友琴· 　　　　　　　　　　　　◆　一、题目和背景 　　或长或短，我们时代的很多人都进过学校，当过学生，因而就有过“老师— 学生”关系。这是一种相当制度化了的关系，通过讲课、练习、考试、评分等中 介手段来传授知识和文明。这种关系在中国有特别长的历史。中国古代的圣人孔 子是老师，传说他教过三千学生。在孔子后的两千多年里，我们未见关于这一关 系中的大冲突的历史记载。 　　本文将描述和分析的１９６６年在全中国的学校里发生的学生打老师，在历 史上是极端特别的。如果不从道德是非及进步原则出发，而仅仅以生活变动的剧 烈程度论之，那么，这一“学生打老师”确实就可以算是“革命”。事实上，这 也确实是所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 　　然而，在当时，在１９６６年夏天，中国的报纸每天热烈支持并大版报导“革 命学生”和“红卫兵”的活动，但对学校里面正在发生的大量暴力行为甚至死亡， 却从不报告，甚至一字未提。 　　１９７８年后，报纸杂志刊登了一些关于在“文革”遭受迫害而在“文革” 后平反的人物的文章。但这些人多为高级干部或知名人士。老师的地位不高，数 量很大，他们在“文革”中被打，在“文革”后，却轮不上被报纸报导。 　　在现已出版的两本长篇“文革”通史中，“文化大革命十年史”（高皋、严 家其，天津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仅仅记述了１９６６年８月中下旬后学生红 卫兵在学校外的暴力行为，却未提８月初就开始的在学校内的大量暴力行为，于 是也就未能说清暴力行为如何在学校内先兴起并蔓延到学校外的过程——如此大 量的学生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变成凶恶的打手。另一本“大动乱的年代”（王 年一，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简单地谈到１９６６年夏中国学校里的情况 说：“大学、中学、小学教师受凌辱者数以万计。北京中、小学的若干教师被剃 了阴阳头。”（第８６页）作为数量，“若干”显然小于“万”，照此读来，“阴 阳头”似乎就算当时的“凌辱”中的最坏情况了。但是，实际情况远非仅仅如此。 　　本文试图写出这一段不该忽略的历史。 　　　　　　　　　　　　　◆　二、材料和来源 　　几年以来，我向１００多位“文革”经历者询问他们是否知道学校里发生过 学生打老师的事情。这些人大多数是１９６６年的在校学生，有一些是老师，少 数几位是被打死或被严重打伤的老师的直系亲属。在当时的在校学生中，大部分 是中学生，也有一些大学生和小学五六年级的学生。 　　了解的方式，多数是面谈，有一些是通过电话谈的，有少数是通过写信了解， 其中七例是通过计算机通讯网络得到的。我向网络通讯者发送问卷，他们从网络 上送回了回答。同时很多网络通讯者说他们太年轻而根本不知道这类事情。 　　在我尽力找到的这些被访者中，都说他们不知道哪个学校在“文革”中学生 没打老师。这里用的是真正意义上的“打”。公然地用拳头打、用脚踢是其最低 程度。为了避免遗漏未打的学校，我也曾在计算机网络上发送过第二轮问卷，请 求提供没打过老师的学校的名字。但是至今尚未发现。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 找到的没发生过学生打老师的学校的例子是零。 　　就这样，我得到了下面的７６所学校的名单。在这些学校中，在“文革”中 都发生了学生打老师的事件。在这个名单中，有＊号的学校是打死了老师的。但 是被打伤后自杀的人未被计入。另外，学生打死了学校外的人也未被计入。 中学： 北京第四中学　　　　　　北京第八中学＊　　　　　北京第六中学＊ 北京第十五中学　　　　　北京第五十二中学＊　　　北京第八十中学 北京１０１中学＊　　　　北京第一女子中学＊　　　北京第二女子中学 北京第三女子中学＊　　　北京第四女子中学＊　　　北京第五女子中学 北京第八女子中学　　　　北京矿业学院附属中学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景山学校　　　　　　北京清华大学附属中学　　北京师范大学二附中＊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广东台山县一中　　　　　广州第七中学　　　　　　广州第十六中学 广州第二十五中学　　　　广州第五十七中学　　　　广州第六十二中学 杭州第一中学　　　　　　南昌第八中学　　　　　　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 南京第二中学＊　　　　　南京外国语学校　　　　　陕西师范大学二附中 上海复兴中学　　　　　　上海大同中学　　　　　　上海上海中学 上海七一中学　　　　　　上海南洋模范中学　　　　上海第二女子中学 上海第三女子中学　　　　上海外语学校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中 上海新成中学　　　　　　四川洪雅县一中　　　　　四川西南师范学院附中 厦门第四中学　　　　　　天津北郊区南仓中学　　　天津１０５中学 小学： 北京礼士胡同小学　　　　北京海淀区老虎洞小学　　北京玉泉小学 北京中古友好小学　　　　北京宽街小学＊　　　　　江西庐山第一小学 江西南昌市羊子小学　　　江西乐平县大寺上小学　　江苏无锡后宝小学 江苏仪征实验小学　　　　江苏盐城县城中小学　　　江苏扬州市湾头公社中心 小学 南京林学院子弟小学　　　南京三牌楼小学　　　　　南京南昌路小学 上海南汇县惠南镇小学　　天津金钟桥小学　　　　　天津河西区西南楼中心小 学 天津南市小学 大学： 北京大学　　　　　　　　北京农业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师范学院　　　　　　华东师范大学　　　　　　中央美术学院 中央音乐学院　　　　　　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　　北京钢铁学院 幼儿园： 北京中山公园幼儿园（是中学的红卫兵来打了幼儿园的老师） 　　以上学校分布于中国各地，可说明范围或广度。 　　被访者提供的见证的可靠性如何呢？对这些被访者进行分析，他们中大多数 属于不被准许或者不曾愿意参与打老师的学生。他们是目击者，但是可能了解得 不够深或全。打过老师的人或牵涉较深的人则不愿谈此话题，甚至根本拒绝谈话。 这些知道细节最多的人不能提供细节。挨过打的老师们也大多不喜欢回忆“文革”。 因为太痛苦，也因为太羞辱。他们有意无意地忘却这段经历。比如，１９６６年 强迫“专政队”里人唱的“牛鬼蛇神歌”，几位相当聪明，在“文革”后在专业 上也有新成就的老师，都告诉我不能忆及歌词全文，尽管他们当年被迫每日必唱。 他们埋葬了他们的记忆。本文所录的歌词和歌谱，是由一位１９６６年的初中二 年级的学生提供的。至于被打死者，他们再也无法说话。在这种情况下，本文所 记，只可能比实际情况有所减轻而不是夸大，有大量遗漏而非增添。 　　我的另一材料来源是私人收藏的当时人们手写的汇报和油印的“大事记”， 以及群众组织铅印的“大字报选编”等实录性材料。这些都不是正式出版物。这 些材料一般都未直面描述打老师的情况，但是，透过这些书面材料中对“文革” 的颂扬赞美之词或当时必说的套话等等，可以看到相关的事实。 　　另外，我系统阅读了当时的正式公开出版物，主要是《人民日报》。 　　因此，本文是在对被访者们的口头叙述、书面实录性资料、以及当时的官方 出版物三者结合、对比、印证的基础上写成的。 　　　　　　　　　　　◆　三、学生是怎么打老师的？ ⒈　规模和程度 　　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下午，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高中一年级的一些学 生自己发起“打黑帮”。很多学生接着来参加。那天打斗了三位副校长、一位教 导主任和一位副教导主任。在戴高帽子、往身上泼黑墨、敲簸箕游街、挂黑牌子、 强迫下跪、强迫挑重担子之后，又用带钉子的木棍打、用开水烫等等。在大约三 个小时的折磨之后，第一副校长卞仲耘失去知觉，倒在学生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 医院就在学校对门，但是却在两个小时后才被送去，那时人早己死了。其他四位 也被打成重伤。过后，北京第八中学的学生又来这个学校打了更多的老师，有老 师被打得昏了过去。卞仲耘老师是北京第一个被学生活活打死的老师。死时５０ 岁，已在这所中学工作了１７年。注（２） 　　在这以前，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就先已打了他们的校长，强迫她敲着一 个破脸盆喊“我是牛鬼蛇神”，把她的头发乱七八糟地剪光，把她推倒在地上爬， 把她的头打出了血。１９６６年８月４日，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些学生发起批斗学 校领导人。他们在操场上押着当时所谓的“黑帮”绕圈子。有人朝他们身上洒墨 水，有人给他们戴高帽子，有人动手打他们。“黑帮”的衣服被撕破。北大附中 和四中都是有名的中学，打人的消息马上就传开了。师大女附中打得略晚，但是 打死了人。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７日，北京１０１中学学生打死了这个学校当时被判监外 执行徒刑的美术教员陈葆昆。有学生用火柴烧他的头发，他被打昏后又被扔进喷 水池，面朝下淹死。同时，还打了十来位老师。这些老师被强迫在煤渣铺的路上 爬，膝盖流血，一边爬，一边被打。其中女老师的头发被剪掉一半，留下一半， 当时称为“阴阳头”。 　　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学生打死了学校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姜培良， 打的时候强迫他的十四岁的儿子打父亲，还有人叫“拿盐去”要撒在伤口上。校 长高云的额头上被按了一排图钉，站在烈日下被学生泼开水。还有一位语文老师 被打裂了肝脏随后死去。一个学生的母亲也被打死，只因为她给儿子的一封信被 同学看到又被认为是“反动”的。 　　在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校长被铜头皮带打得满身是血。一位副校长被初中二 年级的一个班的学生排起队每人抽几下。被红卫兵裹胁在内的这个班的学生不敢 不打，否则会被说作反对革命也被打。学校女共青团团委书记被打瞎了一只眼睛， 一位化学老师被打后从烟囱上跳下来自杀身死。 　　在北京中山公园的音乐堂里，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三个中学联合斗校领导。 一些学生在舞台上抡开铜头皮带打被斗者。他们口头批判一阵，喊一阵口号，抡 一阵皮带，如此轮番进行。在这座音乐堂里，北京东城区一些幼儿园的一些级别 高的老师也挨了斗和打。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４日，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北京大 学附属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等十多所中学的红卫兵来到清华大学， 撕去了他们认为是“右派翻天”的反国家领导人的大字报后，强迫清华大学“专 政队”里的学校领导和教授拆掉石头建的老校门并开始在那儿抄家打人。比如， 打了清华无线电系的书记、主任、教授。打后流了血，血流在地上，有人还在血 迹旁划了一个大圈，在旁边写了“狗血”两个字。那一天，他们还抄了北京大学 教授翦伯赞的家，撕了他的书和画。大学里先已有武斗现象，但不如中学厉害， 所以这一次是中学生去大学校园打。 　　在小学，学生年龄最大的是１３岁左右。在北京礼士胡同小学，一位班主任 被学生逼迫吃下大头针和屎球。北京玉泉小学学生用皮带抽了四位女老师，把她 们的头发剪去一半。北京宽街小学的校长郭文玉被打死。 　　在首都之外，在天津南仓中学，给老师们头上戴字纸篓，往他们的衬衫上打 黑叉。女教导主任的头发被剃得像洗衣服的搓板。在上海复兴中学，用榔头打老 师们的头，一位老师的头盖骨被打裂。上海第三女子中学的校长，时值盛夏，身 著单衣，学生用一些图钉把大字报钉在她背上，还强迫她在扫厕所时吃屎尿。在 扬州市湾头公社小学，学生们交流怎么用皮带抽人的经验。 ⒉　起源和蔓延 第一阶段：从骂到打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北京大学的一张大字报， 称北京大学的校长等为“黑帮分子”。６月２日，《人民日报》的评论员文章称 北京大学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随后，很多学校开始模仿北京大学 贴大字报。６月３日起，中共中央派“工作组”往各大、中学校，以取代原来的 学校负责人领导学校的“文革”。 　　“工作组”让学生停了日常课程，揭发批判学校的“问题”。在１９６６年 六、七两个月里，“工作组”把各学校和学校里的老师，特别是领导人，划成四 个类别。第四类就是此运动的重点打击对象。教师集中交代问题。运动的主要方 式是大字报揭发和开批判大会。有的学校一半以上的老师都被大字报点名。很多 老师被说成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或者被用“猪”“狗”这样的 词骂。（见“大字报”抄件）不允许自我辩护，也不允许质疑批判所用的准则。 同时，运动重点对象被罚劳动，和其他人分开，等候最后处理。 　　但是，“工作组”不允许学生打人。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０日１１日，清华大 学一些学生成立“打狗队”，打“狗”即打人。（见蒯大富６月１６日大字报， 收入“清华大学大字报选”，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宣传队编，１９６６）６月 １８日，北京大学一些学生设“斗鬼台”，六十多个“黑帮分子”被戴高帽子、 罚跪。这些事后都被“工作组”反对。在中学，这一时期的打人的事情可见于北 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在１９６６年６月２９日写的给上级的 信。她在信中说，６月２１日，“工作组”召开“揭发批判大会”，在会上，“我 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个小时：戴高帽子，低头（实际上是将上身弯到和下 肢成九十度），罚跪，拳打，脚踢，用绳子反捆双手，用两支民兵训练用的步枪 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里塞，往脸上抹，往满脸满身吐吐沫。”（见卞仲 耘的信的底稿）这一描述当为可信。她当时已被“工作组”划成“四类”，在当 时情况下，写信人绝无可能夸大。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中四三班六月下旬 贴在她家门口的大字报说：“竖起你的猪耳朵听着，你再敢胡作非为，千刀万剐 了你。”（见抄件） 第二阶段：从打到打死 　　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８日，根据毛泽东的决定，中共北京市委作出“关于撤销 各大专学校工作组的决定”（适用于中等学校）。（见《大动乱的十年》，第４ ８页）毛泽东批评“工作组”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于是，一些学生开始自己开 批斗会，公然大打出手，打伤甚至打死老师的事件发生了。在８月５日打死人后，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学生负责人当天晚上到北京饭店当 面报告给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据其中一人和作者的谈话，１９９３年 ９月１０日）吴德如何上报给更高级的领导，不得而知。但是以后未见他们采取 任何措施制止。打人继续升级和蔓延。出现了上一节所描绘的情景。我们现在不 知道有多少老师在１９６６年８月被打死。只知道在北京西城区，这是位于市中 心紧靠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区，打死了七个校长。 第三阶段：从校内打到校外，从北京打到全国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２日，中共中央同意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 生运动的规定。（见《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上册，第９１页，１９８８年１０ 月，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这时，北京的学生已经从校 内打到了校外。作家老舍就是在８月２３日被中学红卫兵毒打后自杀的。其时已 经距卞仲耘老师被打死有１８天。当时北京的中学里流传一句话：“打死个人， 叫家属拿２８块钱就是了。”——这是火葬场的价格。打死了多少人呢？根据１ ９８０年１２月２０日的《北京日报》，在北京，仅１９６６年８、９月的统计， 被打死的有１７７２人，被抄家的有３３６９５户。但是报纸只提到这个数字， 没说及死者的详情。 　　打人风传往全国。北京的红卫兵到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北京，进行“串联”。 比如，８月１１日，一些北京的红卫兵来到上海外语学校，把那里的“牛鬼蛇神” 们揪出来打了。８月１２日此校的学生已学会了，又打这些“牛鬼蛇神”们，剃 了他们的阴阳头，打出的血流在地上，叫他们自己舔。上海市上海中学的一名前 红卫兵说：“北京红卫兵南下，穿着军装，系着武装带，非常神气，对我们说： ‘你们这里怎么这么文质彬彬，一点革命气氛都没有？’我当时弄不懂他们说的 ‘革命气氛’是指什么。一个北京来的女红卫兵从腰上解下皮带就开始示范怎么 抽人。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北京红卫兵的样子。” 　　从上面的学校名单也可看出，直到较小的县城甚至人民公社这一级，也一样 打了老师和校长。但是一般时间比北京晚。１９６６年底，在江苏扬州湾头公社 中心小学，先斗了校长，剪了校长的“阴阳头”，又开始斗副校长张匀。她白天 被拉出去斗，晚上被关在一间教室里不准回家，在除夕前她告诉丈夫说：“我被 打得受不了了。”第二天，也就是除夕那天，她投河自杀身死。 ⒊　“打”的主要方法 　　（１）戴高帽子游街。这是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里描述过斗地 主的方式。这篇文章收在普及性的《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北京，人民出版 社，１９６４）里，很多学生都读了。 　　（２）拳打脚踢棍子打。 　　（３）“坐飞机”，后来又叫做“喷气式”，是“文革”的发明。斗争会上， 被斗者弯腰九十度甚至更多，两臂后举，形似喷气式飞机。 　　（４）用带铜头的皮带抽。当时红卫兵的标准装束是一身旧军装，外束皮腰 带，在北京又称“板带”。用皮带抽人，上面的铜头可以造成严重创伤，会打瞎 眼睛。 　　（５）挂牌子。在脖子上挂一大牌子，上写“反革命黑帮”“反动学术权威” 等罪名，下面是此人的名字。名字上用红墨水打一个大叉。 　　（６）剃“阴阳头”。这是另一个１９６６年的发明。把老师的头发剃去一 半，留下一半，故名“阴阳头”。特别被用在女老师身上。 　　（７）建立“劳改队”，又称“专政队”，“牛鬼蛇神队”。被打入此队的 老师被罚在烈日下干脏活儿，重活儿，扫厕所，扫街等等。 　　（８）唱“嚎歌”，又名“牛鬼蛇神歌”。强迫“牛鬼蛇神”唱，因为他们 不被当人，所以不是唱是“嚎”。“嚎歌”词和曲如下： １５　１２　｜３　１　｜１５　１２　｜３　２　｜ ——　——　　　　　　　——　—— 我是　牛鬼　　蛇　神，　我是　牛鬼　　蛇　神，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　—　　　　—　— 我　有　罪！　我　有　罪！ ６５　３３　｜２　１　｜３３　２３　｜５　５　｜ ——　——　　　　　　　——　—— 我对　人民　　有　罪，　人民　对我　　专　政， ６５　３３　｜２　２｜ ——　—— 我要　低头　　认　罪。 ３３　２３　｜５　５｜６５　３３｜２　１　｜ ——　——　　　　　　——　—— 只许　老老　　实　实，不许　乱说　乱　动， ３３３　２３　｜５　５　｜６５　３３　｜２　１　｜ —＝＝　——　　　　　　　——　—— 我要是　乱说　　乱　动，　把我　砸烂　　砸　碎， ５５　６６　｜０　７７　｜｜ ——　——　　　　—— 把我　砸烂　　　　砸碎！　　　　　　　注（３） 　　这个“歌”流传全国。在各地曲子有所不同，但歌词基本一样。红卫兵强迫 那些被打入学校“专政队”的人唱它，唱得不好就打。据北京第四中学的学生说， 这个“嚎歌”是北京第四中学的一个学生，红卫兵，在１９６６年８月作的，迅 速流传到各学校，以至全国。 　　（９）抄家。成群闯进老师的家，拿走老师的私人财产，特别是书籍。把老 师的日记，私人书信，乃至情书等，拿去公布并上纲上线批判。 　　上面九种，在上述的学校中曾普遍发生。此外，各校还有不同的手法，比如 用开水烫，用屎尿浇，用火烧，往身上倒脏水，让“牛鬼蛇神”站在架高的桌子 椅子上，推倒桌椅使其摔下，等等。在有些学校还自设刑室，比如北京第六中学。 北京景山学校的一名红卫兵说，他们曾因打人不够狠而被组织去北京第六中学参 观学习这个刑室，她看到刑室里地上血迹重重，墙上用血写了“红色恐怖万岁”。 这个刑室后来才被当做反面教材供人参观，在“红八月”中却是被当做楷模来效 仿的。 ⒋　谁被打？ 　　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初开始，大学和中学教师队伍就整个地被列为运动对象。 当时学生对老师的态度很快就发生了极大变化。见面不再问好，也不叫老师，有 的直呼全名，有的用带恶意的称呼。在１９６６年６，７月间，老师们若有学生 与其客气地说话，就已有受宠若惊之感。大字报可以乱骂任何老师。在８月之后， 老师，甚至学校的工友，成了随时可能挨打的人。学生如果要骂他们打他们，他 们无处寻求保护。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老师都被打。被打的主要有三种人。 　　（１）学校的负责人。比如，上面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８·５” 惨案，除了一名管总务的副校长和一名总务主任以外，其他五名校级负责人都被 毒打，罪名是“反革命黑帮”。 　　（２）业务强，有经验，教书教得好的教师。当时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 学术权威”。 　　（３）个人历史或家庭出身“有问题”的老师，或１９５７年在“反右派” 时被定了什么的老师。事实上，文革前的多次政治运动，已经清洗了教师队伍。 但总是可以从矮子堆里找高的。 　　这三种人的被打是由当时的大政策决定了的。但是，所谓的“黑帮”和“资 产阶级权威”，在当时有此新名词而没有明确定义。同时，要把人划进这一范畴， 也不用经过法律程序来查证核实。实际上，这些老师一直在上面的指导下作事。 原有的制度并不是老师们决定的。在当时的中学里，年龄４０岁以上，月工资一 百元以上的老师，就很可能被打。 　　不过，对个人来说，被不被打也有相当的偶然性。因为地位只是相对的，一 所较大的学校的一般干部或教师，到了一所较小的学校就可能成为第一负责人或 业务尖子，尽管级别不高，还是会被打。另外，据被访者们说，老师还因各种不 同的原因被打。有的老师被打，是由于给了某个学生不及格而这个学生又恰恰是 打人的活跃分子。有的是得罪过学生的人。北京第十五中学的一个学生把一个女 老师打得惨叫着满地爬，仅仅因为这个老师曾在代课一次时批评了一下这个学生。 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有个工友平常对学生较凶，也被打得起不了床。南京 外国语学校有一位老师被打，因为信教。有的老师长得漂亮，很是显眼，遭人忌 恨，于是被打。有的老师长得丑陋，看起来象电影上的坏人，也被学生打。 　　当时《人民日报》社论用“牛鬼蛇神”一词指代“敌人”（《人民日报》１ ９６６年６月１日社论标题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什么是“牛鬼蛇神”？ 并不曾给出明确的定义。但是高帽子，黑牌子，“嚎歌”，“阴阳头”，弄得被 打的老师看起来确实有如“牛鬼”，有如“蛇神”。 　　面对皮肉之苦和人格污辱，老师们不能作任何反抗的行为，否则马上可能被 打死。他们怎么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一位教授说，他被拖去游街时，“我告 诉自己这是胡闹，总会过去，不必介意。”广州第２５中学的一位老师说，他一 向喜欢运动，有点武功，学生打的时候，他往下一蹲，两手把脑袋一抱，运运气， 任凭打，总算伤得不厉害。 　　物理学教授、画家孙菊生说，１９６６年他在北京建筑材料工业学院当过“劳 改队”第三队副队长。这个大学是比较小的，可是“劳改队”里面还有至少三个 分队之多。他的姐夫是北京钢铁学院的教授，在钢铁学院里挨打挨斗。他的姐姐 逃到他家，正逢红卫兵在打孙菊生，就把孙的姐姐打死。究竟有多少老师那时被 打呢？据有的被访者估计，不算那些挨过零星几脚几拳的老师，在“文革”中“正 式”（找不到更合适的词）进了“专政队”被学生当做“敌人”打的，约占百分 之十左右。有的认为比例高于此数。 ⒌　谁打？ 　　从１９６６年６月开始，学生要骂老师“黑帮”“反革命”，尽管可以骂。 ８月以后，可以随便打。骂和打当时都被看做“革命”行为。法律已不起束缚抑 制作用。但是，虽然老师们可以被随便打，能有资格参加集体性的打人的，只是 学生中的红卫兵。 　　打人那时是一种“革命”的特权。１９６６年时是北京朝阳区一中学学生的 一位被访者说：“我妈妈是革命干部，可是我爸爸１９５７年当了右派，他们不 准我参加红卫兵，斗人抄家也不能去，当时觉得很遗憾。”红卫兵规定只有“红 五类”子弟能参加。这“红五类”是“革命干部（在北京曾规定１９４５年以前 参加共产党的干部才算），革命军人，革命烈士，工人和贫下中农”。 　　一些被访者说，那时各校出现了一批“打手”，到处打，甚至从中得到很大 乐趣。其中有的专门管“牛鬼蛇神队”，威风十足。这些“打手”不一定是红卫 兵组织的最高头头，有的大头头不动手，但也不制止下面的人打。这些“打手” 中有一些是原来就性情凶狠的，但也有一些平日在家里或学校很显压抑，这时一 反常态，比别人更残酷，其中的心理原因值得探究。 　　有相当一些女学生，抡皮带，抽人，打得很凶。北京第八女子中学的“牛鬼 蛇神”站成一排，女红卫兵用锤子挨个儿敲他们的头。从上面的名单中，我们可 以看到在几个女校，也就是说，由女学生打死了老师。甚至在男女合校的中学， 据一位目击者说，北京大学附属中学大打校长时，主打的是女学生。 　　另外，据有的被访者说，初中二、三年级的学生打人最凶，不知是否和年龄 有关。他们当时１５或１６岁。 　　在北京，上海，南京，广州这些大城市里，据被访者说，干部子弟多的中学 打人最早也最凶，比如，在上海是复兴中学和南洋模范中学。 　　在大多数情况中，这种打人是集体打的。很多人一起动手，或者一拨接着一 拨打。学生人数是老师的十几倍，有一小部分动手就足以伤人。 　　也有一些不是“红五类”又不是“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比如因父亲加 入共产党晚于１９４５年而当时不被算作“革命干部”出身，未被准许参加红卫 兵，在红卫兵打人时，也去加入或帮忙。但一般不被允许。 　　“黑五类”家庭出身的学生那时被称作“狗崽子”，有相当一部分被同学打 了。 　　被打的老师的孩子打自己的父母，从被访者中听到一例。在上面写到的北京 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学一个初一的学生，被迫打他的父亲姜培良。在很多学生红 卫兵打他父亲时，他也用棍子打了父亲。父亲被打死后，儿子因受刺激太大而精 神失常。据一位在１９９４年曾看到他的被访者说，他仍然痴呆，不能从事正常 的工作。 　　学生把老师整体性地看做运动对象，老师一般不被允许参与打老师，但是据 被访者说，有的老师挑动学生去打别的老师，以报私仇。 简单的小结 　　综观“文革”中发生的学生打老师，有以下特点： ⒈　残酷。 　　以上所述，是普遍发生的，或是当时远距离看到的。很多细节要残酷得多， 但这里不及细数，有些也由于第二节所述原因难以了解。然而仅这里说的，今天 似乎已令人难以相信。难以相信学生会如此残酷地迫害老师。有人可能会说后来 的１９６７、１９６８年的群众性两派“武斗”时死人更多。但武斗至少是双方 互打的，可以反抗，也可以退出。但１９６６年的学生打老师，老师不能还手， 不能申辩，甚至也不能哀求投降以保性命。战争中还不杀俘虏，但被打的老师只 能任凭污辱折磨，甚至于死。 ⒉　普遍 　　１９６６年的学生打老师，在我调查过的学校中都发生了。偌大的中国，有 没有没打的呢？现在还没有找到一个例外。我以前以为小学生年小力薄，可能不 会打，但实际上还是发生了。不仅仅在北京，这个当时称为“革命中心”的地方 打了，而且在远离北京的地方也打了。还算好的是外地一般来说没有北京打得厉 害。 ⒊　特殊 　　（１）在教育史上。从前的老师有戒尺，如果学生违反规则，可以打学生的 手心。这一做法在本世纪初被废除。古代发生过君臣之间、父子之间、主仆之间、 官民之间、男女之间各种冲突，师生之间的冲突的记载却远远少于前几者。学生 动手打甚至打死老师大量发生，前所未闻。 　　（２）在法律史上。就算这些老师真是罪人，在古代的某个朝代，也需经报 官，审判，再送法场斩首，不能由普通人自行惩罚或虐杀。这种既非由军队也非 由警察来进行的大量广泛的暴力行为，在历史上无法找到可类比的现象。生活中 有复仇者或强盗土匪自行打人杀人，但也只会在小范围里发生。 　　　　　　　　　◆　四、发生的原因：“文革”经历者的解释 　　学生打老师，事出有因。被访者们指出的直接的发生原因主要有： ⒈　毛泽东的引导推动。 　　１９６６年５月７日，毛泽东给林彪的信里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 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人民日报》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发表 了这些话。）１９６６年５月１６日中共中央委员会的“通知”，是“文革”的 纲领性文件。在毛泽东写的段落里，说：“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 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人 民日报》１９６７年５月１７日发表，用黑体字印毛泽东写的句子，在１９６６ 年５月仅在共产党内传达。）教育界是五界之一。６月１日晚广播北京大学的大 字报是他决定的。此后学生开始贴老师大字报，批判老师，甚至动手打。 　　１９６６年６月１８日北京大学发生一些学生给被斗人戴高帽子，动手打人 后，北京大学“工作组”当天写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称之为“乱 斗”。６月２０日，当时在北京主持工作的国家主席刘少奇批准转发这一简报， 批语说“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在 ７月２８日决定撤工作组。１９６６年８月５日，中共中央发文件撤销６月２０ 日的文件，说那是“错误的”。（这两个文件可见于上面已引过的《“文化大革 命”研究资料》上册，第４９页和７０页）在上一章中我们可以看到“工作组” 时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打斗人的情形。既然毛泽东认为这还是冷冷清清， 而且决定学生停课的继续延长，那么，他的意向只可能是导向大规模的残酷的殴 打了。不然，让几千万已经两个月不上课的学生还能再作什么呢？ 　　在红卫兵打死老师开始之后，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 接见了一百万的红卫兵。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在８月５日最早打死了老师。 这个学校的红卫兵宋彬彬８月１８日在天安门上给毛泽东戴上了“红卫兵”袖章。 问了她的名字是“文质彬彬”的意思后，毛泽东说：“要武嘛。”（见１９６６ 年８月２１日《人民日报》第二版“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文章署名“宋 要武（宋彬彬）”，表示她已改名。）虽然从当时的公开发表物上，我们没发现 毛泽东说过要打人，但是打人是他引导和鼓励的结果。 　　一个需要解释的问题是：对于毛泽东所要的“夺权”和“教育革命”来说， 打老师是毫无必要的。当１９６６年６月学校全面停课，接着６月１３日中共中 央决定废除原来的考试和升学制度的时候，（《人民日报》６月１８日发表了这 一消息）没有老师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意见，他们接受了。８月，当时军队的最 高负责人林彪被擢升为第二号人物。在这种情况下，手无寸铁的老师们还能对局 势有何妨碍呢？他们犹如一群羔羊。那么，为什么还要打他们呢？为什么要折磨 他们甚至把他们打死呢？ 　　上面写到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卞仲耘副校长，在她被打死的前一 天，已经被学生用民兵训练用的木枪捅伤，她回家说：“他们打死一个党员，一 个教员，不过象条狗。”她束手待毙，但是留下了一个解释。有的被访者认为还 是可以从毛泽东的革命需要的角度找到原因的。通过这种年轻学生的非常残酷的 行为，就能彻底摧毁原有的社会法律秩序，不久后把国家主席刘少奇也未经审判 就关押虐待至死。 　　早期红卫兵的一段地位大颠倒的经历，也可说明最初打老师对后来打“当权 派”的直接功能。在北京的学校，干部子弟最早开始了打人，但几个月后，当这 些人中的很多人的父亲，所谓“当权派”也成了“革命对象”时，打人的手段似 乎就被顺势用到了他们父亲的头上。 　　然而，要解释为什么在大学和中学之间，虽然都停了课革命，中学生打人更 严重和残酷，还有别的原因。 ⒉　红卫兵组织的作用 　　打老师当时是在群众性的场合打的，是很多人一起打的，由一个或数个人发 起，更多人一齐涌上。打死了人，是大家打死的，不是某个个人的责任，加上事 后无人来问，所以打的人有恃无恐，越打越凶。如果没有红卫兵组织的出现，这 种集体性的打人很难发生。 　　红卫兵和类似的学生组织是先在中学出现的，而且一开始就是很具侵犯性的。 １９６６年６月２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贴出的第一张大字报，说“凡是违 背毛泽东思想的，不管他是什么人，不管他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有多么高的地 位，统统都要砸得稀烂。”（这张大字报的标题是“誓死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誓 死保卫毛泽东思想！”见大字报选。）这还仅仅是语言上的“砸”。７月１日， 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红旗战斗小组”邀请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一起庆祝 共产党的生日，全体学生都到了会场，在会场上，用一根绳子把“红五类”出身 和“黑五类”出身的学生隔开，后者坐在最后面。这是在学校里从未出现过的。 后来，这个学校在“工作组”撤后最早大打老师。７月底８月初，红卫兵组织在 北京各校普遍成立，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迅速传开。这种 以家庭出身作为组织成员首要条件，是很特别的。当时红卫兵的领袖和早期成员 很多是高级干部子弟。当时打人是一种特权。红卫兵打老师，打“牛鬼蛇神”， 也打他们的“出身不好”的同学。据一些被访者说，在“文革”中打人较早较厉 害的中学，是那些干部子弟多的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一个高级干 部出身的红卫兵，在她父亲后来也被打倒以后，有人问她是不是在１９６６年８ 月打死了３个人，她回答说：“那时候打死人光荣，我就吹牛说打死了３个人。” １９６６年她１４岁。而打死人是那时“吹牛”的内容。 　　从一开始，“红卫兵”名称的意思就是保卫毛泽东。毛泽东没有给他们什么 物质利益的刺激，但给了他们生杀予夺之权，打人以及打死人的权力——一种最 高而邪恶的给予。非常具有讽刺性的是，他们的行为被称为“造反”。在古代， “造反”是“犯上”并有极大风险。红卫兵的最初的实践却是在最高权力者的支 持下迫害，虐待那些任凭宰割，死也不可以还手的老师、同学。 　　红卫兵作为一个青少年组织，在它的三个特点：狂热的领袖崇拜、以一种先 天条件为接纳成员标准、以及暴力行为之间是否有一定的联系，这是一个需要研 究的问题。从希特勒的青年组织也可看到这三个特点。这种相似性说明这一问题 的研究可能在历史上和世界上都具有相当的普遍意义。 ⒊　人性恶。 　　有的被访者认为以上两个条件不能构成充分条件。打人的手段，全是没人教 过的，无师自通，却如此残忍。打的后果如此可怕，打人的人却不在乎。当时的 学生，中学生年龄在１４—１９岁之间，大学生２０—２５岁，都已经受过教育 七年以上，大多高于中国人的平均受教育年数，不能用“无知”来作借口。在打 人时提出的被打者的“罪行”，即使按照当时的荒唐标准，也远不能落实定案。 但是一些学生大打出手，显然是他们自己要这样做。他们用别人的痛苦和生命来 换取痛快，发泄自己的恶气，渲染自己的革命形象。“文革”前老师—学生之间 关系确有紧张之处，比如有的学生考试不及格，有的学生被老师批评。但是，因 此借“文革”之机打老师，报复得实在太过分。这些案例都可成为“人性恶”的 例证。这也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学生打得比大学生厉害，他们受教育少而可能 更多与生俱来的东西。 　　不过总的来说，这种解释太一般化，难以对说明一个特别的历史现象有太大 帮助。 　　　　　　　　　　　　　◆　五、打老师之后 　　在北京，在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０日左右，打人风从学校里蔓延到学校外，从 打老师和打死老师扩大到打各种人和打死各种人：地、富、反、坏、右、演员、 作家、民主党派成员，以至共产党的各级当权派。同时，“大串连”把打人风带 到全国。 　　在１９６６年被打的老师，如果不是“当权派”又没别的问题，在１９６６ 年１１、１２月间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时就被允许离开“劳改队”。如 果是，则不能。北京第五十二中学打死一名女教师，北京第六中学打死一名工友 的事，曾在１９６７年２月的群众自办的小报上被谴责。（见“中学文革报”第 二期，１９６６年２月２日，首都中学生革命造反司令部宣传部主办）但是被打 死的学校领导人或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长久不被提起。１２年之后，根据１９ ７８年夏天的“北京日报”报导，那时候一些区、县为打死的校长们开了昭雪大 会或追悼会。（“北京日报”，１９７８年７月１６日，“为一批中小学领导干 部昭雪平反”。在这篇一千来字的报导中，列出了１３个１９６６年的死者名字。） 这时有死者家属要求法院追查惩办与打死人有重大关系者，被告之“已过追诉时 效期限”。（见“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查院不起诉决定书”，（８０）西审判字 第７２号） 　　在１９６８年开始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老师再次成为运动重点。 但是这次不是由学生自己组织，而是在“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领导下进行 的。清华大学整老师的“经验”被传达到全国，是当时所谓“六厂二校经验”的 一部分。打人的事情仍然发生。只是一般不像１９６６年８月那样公然地在很多 人面前大规模地进行，而是常常个别施用。清华电机系的一位教授被用布条蒙起 眼睛打。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１９６６年“８·５”惨案的幸存者胡 志涛副校长被学生轮流连续斗过４８个小时，不准她睡觉，逼她“交代问题”。 三位老师自杀身死，其时都仅４０岁左右，最年轻的一位３５岁。在江苏仪征实 验小学，除了校长，有七位老师因“黑五类”出身等原因挨斗挨打，其中有一位 剪喉管自杀，剪断声带，未死致残。 　　被访问者中有一位说，在她住过的北京农业大学教工宿舍９号楼１门洞，从 一层到四层共住有１１家人，“文革”中自杀了三家的五口人。但是，我们不知 道在“文革”中一共有多少老师无辜身亡。 　　１９６６年在校的大中学生，从６月停课后再也没有上过课。他们在数年以 后先后离开学校。 　　１９７７年，邓小平恢复了已被废除了１１年的高等学校升学考试制度。 　　　　　　　　　◆　六、四分之一个世纪后的反思 　　在九十年代，当年的老师和学生怎么想呢？ ⒈　从历史的角度：“文革”前的教育方式是否与暴力行为有关？ 　　近几年来，在１９６６年被打的老师中，开始有人因年事已高而去世。有一 位在１９６６年被严重打伤的中学校长说，是检讨他们自己以前的教育方式的时 候了。在“文革”开始以前，１９６４年以后，在压力下，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 领导把学生干部大量地换成高级干部子弟，单独给干部子弟听政治报告，给他们 和其他学生不同的政治待遇，强调阶级斗争，这跟后来在该校出现了以干部子弟 为核心的最早的“红卫兵”组织有直接关系。红卫兵提出了“造反”，把老师当 成敌人。１９６６年６月“工作组”进校以后，鼓励学生上纲上线批判学校领导， 但是不许打人。红卫兵反“工作组”。“工作组”被毛泽东撤走后，就发生了打 老师。教育屈从于强权，放弃了教育的标准和平等原则，失落了教育的尊严，也 埋藏了日后的灾难。 ⒉　从道德的角度：不道歉的一代？ 　　在１９９３年夏天，１９６６年时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胡志 涛说，她收到过一个学生寄给她的日历和一封信。在信里这个学生为１９６６年 ８月打了她表示道歉。尽管这是２７年来她收到的唯一的道歉信，她表示她原谅 打了她的学生们。但有一位老师不同意。她说，道歉不道歉，对老师们来说现在 其实没什么，问题在于这些学生，他们参与了打死人的事件却不道歉，他们还有 没有良心？中国的老师不教学生关于天堂和地狱的思想，但是人应该对自己做了 的坏事有内疚感和负罪感。 ⒊　这是不是“革命”？ 　　在四分之一个世纪过去之后，非常少数的“文革”参加者仍然认为红卫兵当 时所作，并不都错，有的还认为主要的都是对的，因为那是一场“革命”，方向 正确，手段不那么重要。但是多数曾身临其境的被访者都觉得，那场运动无论是 手段还是方向都是错的，不能再让“文革”中的学生打老师或类似的事情再次发 生，不论其是否再用“革命”的名义。 　　　　　　　　　　　　　◆　七、作者的话 　　由于个人能力的限制，这篇文章先写成这个样子。我遗憾未能了解更多的有 代表性的学校，也未能做出全面的统计数字，对整个事件，整幅图景的描述因而 会有很多遗漏，对因果关系的阐释也不够详细。我希望读者们给予评论和修正。 ─────────────── 注　在这里，我要向所有的被访者表示感谢，他们花费了宝贵的时间来作这种恐 怖而痛苦的回忆。特别要感谢王晶尧先生，他在妻子卞仲耘被打死后，调查情况， 收集材料并冒险保存下来。他让我阅读他的材料。他对妻子和历史的忠诚精神令 人钦佩。另外，也要特别感谢Ｊｏｈｎ　Ｋｉｅｓｃｈｎｉｃｋ，是他帮助我作 了在计算机网络上的调查，并对本文的写作给予鼓励和建议。 注（２）　作者当时是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的学生，看到打人的经过，曾 为此写过“女性的野蛮”一文，收于我的“校园随笔”一书。（北京，北京出版 社，１９８８。） 注（３）　这是由萧卫平（１９６６年北京中学生）从计算机网络上寄给我的， 并请谭馥（１９６６年天津中学生）做过核对。谭提供的歌谱不同，但词是基本 一样的。两地唱法不同。 【】　　　　　　　　　　　　　　【】　　　　　　　　　　　　　　【】 【编者按】　田壮壮，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主要作品有《猎 场扎撒》、《盗马贼》、《蓝风筝》等。其中《蓝风筝》因真实地表现了文化大 革命而在大陆被禁。 　　　　　　　　　　　　◆　田壮壮见到毛主席　◆ 　　　　　　　　　　　　　　　　　　　　　　　　　　　　·暂无名· ＊－采访者　　　　田－田壮壮 　　＊：你在毛接见红卫兵以前有幸见过他吗？ 　　田：其实啊，天安门我以前就上去过，每年「十．一」上去观礼看焰火，跟 父母去过，去过两三次，从来没想过往那城门楼子上看看说那毛在上面坐着没有， 从来没有。那时候大人好像都很激动的，可是咱这孩子就是想玩儿那游戏呀什麽 的，想得一奖品回家，从来没想过去看看这毛。一直到了文革开始，说要看毛了， 闹得挺热乎的，我才开始觉得挺想见见的。 　　＊：你参加的是那一次毛见红卫兵？ 　　田：「八．一八」那次。那天学校通知了，一起集合，早上五点多钟就骑着 自行车儿奔天安门去了，车搁在半道儿，走到天安门广场里头，那时大已经蒙蒙 亮了。 　　＊：你在广场的位置是哪里？ 　　田：我的位置……反正我待的那地方离天安门是比较远了，大概在广场西边， 纪念碑和华灯之间，这位置我记得挺清楚。然後一直等着，不知道是等到几点， 那个时候也没表，反正是太阳已经挺高了，已经等得很疲劳。其实我对伟人的接 见呀或者是看到伟人呀，并不是一生中一种愿望，但是我觉得操，挺受那个感染 的，那麽多人，全是学生，一大片，天安门广场全满了，觉得挺有意思。 　　＊：．「八．一八」那天你是怎麽见到毛主席的？ 　　田：等到後来，突然间人头都「哗」地晃悠起来，就知道是来了，肯定毛主 席来了。扬声器开始讲话，人都突然往一块儿压缩，往前挤，前头就喊：「别挤 了！别挤了！」肯定是前头的人吃不住劲了，但是人还是往金水桥那儿拥，反正 我就记得从人脑袋缝里头是看见主席了，穿一身青蓝色衣服，我感觉就像这牛仔 裤这色儿，绝对是，还招手来着。 　　＊：当时你周围的气氛你现在还记得清楚吗？ 　　田：记得很清楚，狂热，很激动。 　　＊：怎麽个狂热法儿？ 　　田：人哪，基本上嗓子都喊哑了，还有哭的，尤其是女学生……就说具体每 一张脸你看不见了，那是一个气氛，就是说你不会具体说我看到谁是什麽样，已 经没有这个概念了。你想我能把天安门集中到一个蓝点儿上，那注意力已经到了 多集中的程度了，多大的视野啊，你只是觉得你在一种情绪和气氛里，根本没有 具体的细节。 　　＊：你当时做什麽呢？ 　　田：当时我还是挺激动的，口号我印象是没喊，因为我觉得我喊主席也听不 着。我这人挺实际的你知道吧，我这忠诚他肯定听不见，太远了。还有，我会分 一下神，提醒自己别把鞋给踩掉了，因为我有在天安门游行的经验，鞋很容易被 踩掉，如果你哈腰儿去找，马上会被拱倒给踩死了，就是说我得留一个神，我操， 别摔倒了，不能说「八．一八」回来人给没了。 　　＊：後来呢？ 　　田：後来城楼上的人下去了，底下广场的人也就散了，各奔东西，很乱，不 像来的时候那麽整齐。中午回家就跟我哥聊，我哥那天是搞纠察的，维持秩序、 保护会场什麽的，很靠前头，大概在金水桥那一带。我哥第一句话就问：「今天 看见主席了吗？」我说看见了。我哥问：「主席穿的什麽？」我说：「穿一身蓝 衣服。」我哥说：「主席穿的是军装！操……不可能的事儿……我觉得招手的肯 定是主席，穿那灰衣服那个。但是第二天报纸就登了照片，主席的确穿的是军装， 我从报纸上也没有发现穿灰蓝衣服的是谁，肯定看的不是主席。操，我觉得特别 扫兴啊！以後没过几天，我哥说主席又要接见了，可能要下来检阅，坐车绕一圈， 让我跟他们学校去，说这次肯定能看见，我说我不去了，我看到的主席就是穿灰 蓝衣服的那个，不管什麽，我印象就是他了，反正我看到了。 　　＊：．你现在回忆你当初对毛主席是一种什麽样的感情？ 　　田：我觉得我肯定没有别人那麽狂热，原因就是从文革一开始，父母被说成 有问题的人，心理上有种下意识的排斥。 　　＊：谈到毛主席的时候，是一种什麽样的心理呢？ 　　田：就是一个很受尊敬的领袖吧。其实我一直就没有什麽特别神圣的感觉， 包括对其他大人物，我记得以前北影厂在北戴河有一个疗养所，差不多每年我父 母去都带着我们去，像周恩来、陈毅他们也带着孩子去玩儿，大人在一起玩麻将 打扑克包饺子，小孩一块儿玩闹。我记得有一次我跟陈毅的孩子把郭沫若的孩子 臭打一顿。反正，跟那些伟人们我就没有觉得特别神圣的。 　　＊：「破四旧」开始时，你看到了些什麽样的事？ 　　田：听说有抄家就跑去看看，像隔壁院儿里，说有金条，一上午看扒房子， 也没扒出来。又说哪儿揪出个地主婆来，觉得这地主婆肯定怎麽怎麽样，跑去看， 也没什麽，就一个老太太，总是看到的东西小於自己希望见到的东西，也都是些 跟自己没关系的东西。 　　＊：那个时候跟你有直接关系的事有没有呢？ 　　田：最直接的就是我的父母被批斗，这是最直接的了。 　　＊：当时的过程…… 　　田：当时的过程嘛……一开始我在考虑家里会不会出事，因为学校校长打倒 了，工厂厂长打倒了，我父亲是北影厂的厂长，这是不是也有问题？当时确实没 有想得太理性，就想父亲会不会有问题，是不是走资派。从感情上来讲，也有很 侥幸的心理，觉得爸爸妈妈绝对不会有事儿，不会挨斗。 　　「八．一八」以後吧，这事儿就来了，来的挺突然的。那天是礼拜六，院儿 里来了几个红卫兵，都是北影厂的职工，搞照明的工人，也跟我们住一个院儿里。 我看现在这几个人也不是什麽好东西，但当时就很正经儿、很严肃的样子，说要 在我们院里召开一个斗争会，斗争四个人：有我父亲一个；崔嵬，他是导演；美 工师秦威，现在还活着呢；还有海默，死掉了，是个编剧。你会在一种特别无意 识里接受一个现实，你知道吧，我原想会有一个正式通知，然後会很热烈很火爆 地来我们家抄一次家，然後说：你们家要封了，你现在是黑帮子弟了。但这事儿 就随便定下的，弄得特别不庄重，你知道吧？我操，挺扫兴的，就突然间这麽就 算定了，说你爸爸有事儿了，要批斗，然後让我妈妈陪斗。 　　＊：当时你的心理是什麽样的呢？ 　　田：我现在想……我当时肯定有两种心理：一种呢，就是挺不情愿的，父母 站在台上自己斗，这一定是不情愿的；可是又觉得这是一种……好像自己散漫了 很长时间，终於有了件挺神圣的事儿，那时候整个社会都是在那种神圣的革命之 中，觉得好像有点儿要用我们这种感觉了。我操，就是阿Ｑ的那种心理，绝对阿 Ｑ的心理，那麽点儿小孩儿就有那种心理。而且，当时会上定的是我喊口号儿， 就是说比别人还突出，别人只不过是坐一坐，而我是喊口号儿的。我觉这心理挺 怪的，真是，现在你也说不清。反正那种不情愿又希望马上就要到明天的心理交 织在一起。 　　＊：抄家後来涉及到你家没有？ 　　田：来了，接下去就是抄家，但对我们家还算客气，对海默和崔嵬家就特别 粗暴，那海默也特别横，拿着这麽粗的火通条，就冲来抄家的红卫兵嚷：你们不 能进我的家，你们不是我们北影的红卫兵。就守着门口儿不让进。後来有人去劝， 劝了半天，最後跟着红卫兵走了，被打死了。 　　＊：．家里被冲击後，你的同学或朋友跟你的关系怎麽样呢？ 　　田：没有来往。我从那儿以後基本上不去学校，就在家裹，很少出门。反正 吧，我从那个时候起产生的变化挺大的，从院儿里的孩子喊我第一声「狗崽子」 的时候，就突然感觉到自己现在已经被弄到那一类里头去啦，觉得自己是不能说 是革命组织成员之类的，父母的事儿吧，已经殃及到我了，就说我可以经常被别 人随随便便地侮辱一下儿了，这文革啊，已经是跟自己有切身利益的事儿了。 　　＊：好，我们的谈话回到现在，回到九二年你现在想起一九六六年，你觉得 自己现在思想上最大的变化是什麽？ 　　田：六六年吧，我刚好十四岁，就像我刚刚跟你讲到的我们家的变化到我的 一些变化，就是说，到了十四岁以後，你会突然发现那个童年是假的，大人们在 一种很虚伪的生存中，给你营造了一个假的气氛。如果没有一个文革的话，我还 会在这种很假的气氛里，一直不知道这个社会，这个人的结构，还有互相间水火 不相容的关系。在这以前，我根本不知道，也从来不会认真去想，原因是什麽？ 我觉得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生存的那个环境太虚伪了。比如说我的父母，我的 家庭，还有我的学校和老师，没有人跟我讲过那些反面的东西，而是当他们自己 不能保护自己，也不能保护我的时候，才把这个现实给我，我只有接受这个现实， 就一定要去想。 　　＊：你现在是怎麽想文革这场运动的？ 　　田：其实吧，在想文革时我会更多地想到文革前，也就是「十七」年，从四 九年到六六年，对这段时期我特别有兴趣，想了很长时间，我就想这个时期里， 每一个人都认为自己翻身解放了，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有正常地位的人了，可是翻 开这十七年的历史，几乎没停止过一次运动，城市也好，农村也好，包括经济领 域、文化领域，没停过一次运动。从党内的，领导人之间的，像高岗、彭德怀， 一系列政治的运动、内部的运动、领导权的运动；到下边老百姓，又有反右呀、 「四清」呀这样的运动，普及到家家户户，一直没停过，所以到文革是一次集中 的大爆发。 　　＊：你的意思是文革不过是「十七年」的一种延续？ 　　田：对。不过我不太想谈君主，也就是领导人的问题，这已经被谈得太多了， 我是想谈「人民」这一部分。就是说中国这个民族吧，挺习惯被统治的，从每一 个人来讲都是这样，没人来统治你，没人来号召你做什麽吧，就觉得挺无所适从 的。每次运动来吧，人人都说这是上面布置下来的，没有一个人问过为什麽，每 次都是精神饱满的，全身心的投入。所以反过来想一下，每个人都有问题，不单 单是领导人的问题，你作为人民的一员，你为什麽不去考虑这个问题，就随着运 动自然而然地进入又自然而然地结束，而真正从人的尊严、个性、社会的结构， 没有人去认认真真地想过，包括自己和这个国家的位置到底协调不协调，是不是 最佳状态，都不会去想。我觉得很奇怪，这麽长时间，这麽多的运动，你说他麻 木吧他又不麻木，每个运动他又很热情；你说他不麻木吧，为什麽如此喜欢这样 去接受东西。即使到了现在的改革时代，我对人们的状态也存在看法，从二十多 年的拜神突然变成了拜金，从心理上、从核心上没有根本的变化，实际上还是在 响应一种号召，无非是这种号召对你的个人问题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解决作用，现 在的很多事儿我一点儿不觉得开心，反而觉得挺荒诞的。 　　＊：你谈到的关於「十七年」到文革的想法，在你的电影里被体现过没有？ 　　田：我的电影《蓝风筝》讲的就是这段时间的事儿。 　　＊：拍这部电影，你最大的冲动是什麽？ 　　田：其实我就只是想把「十七年」的那种人的感觉记录下来。你还记得，咱 俩儿上次聊，你问我：他们所有人都没有疑问吗？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在 运动中都有自己的痛苦和苦难，但不知怎麽就给化解了，然後又信心百倍地投入 到下一个运动中。我现在看我儿子看的那种动作片，就觉得如果这「十七年」和 文革要延续下来的话，现在的中国人就跟机器人一样儿，脑子全抽空了，一个指 令全都动起来，我觉得太他妈恐怖了！我觉得这种悲剧吧，不是纯领导人的问题， 是每个人的悲剧。现在我唯一庆幸的是有好多人，跟我同龄或比我小的都在思考 我现在想到的问题，比如像你们这些人，尽管大家出发点不尽相同，但大家都在 反省，这个特别重要。 　　＊：这就是变化。在六六年的「八．一八」，你跟天安门广场上的所有人一 样，也是很想见到毛的。 　　田：那种气氛里，我操，完全像个大磁场，你在场也一样。不过说到底，我 还是没有瞻仰上。 　　＊：再后来你见过他吗？ 　　田：到现在我也没见过毛是个什麽样儿，只是在他死了以後，在纪念堂的时 候，我真觉得这事儿变得有点儿神圣了，那会儿各单位发票，党员优先，鄙人是 党员，优先发了一张票，按理说给我一张票让我去看一个死人我是绝对不会去的。 但我当时就觉得我得去看这个毛一眼，非得去看他一眼。从六六年到七六年，我 十四岁到二十四岁，整整十年，对吧？可没少让我跟着他操心。那时候我已觉得 自己挺理智了，我说我得去看看去，甭管是死是活看一眼就行，我就特认真地去 瞻仰了一次。我跟你说我看的感觉是什麽你知道吗？我当时就觉得他也是一个人 呀，跟我一样也是一个人，他怎麽能把这国家折腾成这操性，我当时真觉得挺他 妈的不理解的，我就想在那个人上面看出点道理来，我觉得没看出来，我觉得应 该有一光环啊，就是冥冥之中应该有一光环，人家都是转一圈就出去了，我就一 直站在那儿看，很从容地看，看了特别长时间，说不上来那种感觉，就是想发现 点儿很奇异的东西，没有发现什麽，最後还是不得要领。我这个看毛就以瞻仰遗 体而告结束。 【】　　　　　　　　　　　　　　【】　　　　　　　　　　　　　　【】 　──────────────────────────────── 　投稿和推荐稿请寄：tunnel@earthling.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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