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七十年

(1924_1994)

胡维兴著1994·天津

目〓〓录

前〓〓言

一、童年苦乐

前〓〓〓言

1994年11月2日，是我古稀之年。虽然，时至今日“人生七十不稀奇”，但毕竟它是一个人的一生的重要里程碑。人老多怀旧，回顾往昔，竟然觉得自豪和骄傲，有些却又自责和惭愧，这大概就是所谓反思吧!

从我离休的那一天起，就有意写自己的回忆录。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离休后失落感的增加，自己除了喜欢看看书报，写点小玩艺儿之外，业余生活别无所好，而且脱离了紧张的工作和集体生活，颇有孤独之感，能吐露肺腑之言和交流情感之对象也不是很多。虽然我那种“陈芝麻、烂谷子”的往事，可能很少有人感到兴趣，然而对自己来说，却是如鲠在喉，一吐为快，这就是促使我要写一部回忆录的主要原因。

当今，回忆录似乎是“名人”的专利，这类名人大体有三类：一是革命领袖，英雄人物，学术泰斗，事业成功者，这属于好人之列；二是过去的大坏蛋例如大战犯、大特务、大流氓、满清末代皇帝和遗老遗少；三是旧社会被践踏、被损害而又属社会病害的一些畸形人物如妓女、小偷。这几类人的回忆录未曾出版，便会有人竟相约稿，一经出版，就会成为畅销书，甚至洛阳纸贵。像我这样的芸芸众生，加上写作水平不高，即使写出来，也是根本没有出版可能的。因此，我写回忆录首先是离休生活的一种调剂，一种娱乐，就像别人打麻将、推牌九一样，当作一种消遣，求得心理上的平衡而已。也就是说，这本书的第一读者就是我自己。其次，我生活的七十年，虽然没有什么“丰功伟绩”可以夸耀，但经历坎坷，酸甜苦辣，经验有些，教训更不少，俱往矣，对我自己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意义了，但对于我的儿孙辈，也许还有点参考价值，因此本书的第二读者将是我的儿孙。此外，在少数亲朋好友中，如有感兴趣者，我将对其毫无保留，并乐于听取他们的宝贵意见。

在我计划写这一本书的时候，对自己提出以下三个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一，不应该是流水帐式地写个人一生的鸡毛蒜皮之事或者技术工作经历，那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应该是通过自己生活的这个侧面，反映当时的时代背景。因为我本人的一生是和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民族血肉相联的，因此就必须把个人的遭遇放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加以叙述和评估。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写作时，将大致在时间顺序的框架内，主要写事件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人。

第二，应该实事求是，不论是事实还是思想上的反映都应该是真实的，不允许有虚构、拔高或虚伪的自责。然而在进行反思时，又应该站在现在的认识高度，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鲁迅曾说过：“我的确时时刻刻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我将力求遵循先贤所提出的这个原则，虽然做到这两点特别是后一点十分不易。第三，应该彻底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打破自己头脑中的“两个凡是”(凡是某些领导人或名人讲的，凡是书上说的)，敞开思想，边叙边议。现在应该说是有这样的条件了，特别是这本书是不会出版的，读者的范围是如此之狭小，既不想获取名利，也不必顾虑有人反对甚至问罪。对过去已经发生的事，那怕是错误，追悔本是毫无意义的，徒然给自己增添烦恼，这里重提往事，或是为了自己在精神上的解脱，就像宗教信徒向上帝作忏悔一样；或是为了给儿孙们一点“参考”，或只不过是为了自己弄个明白。在这本书里，我将对我所爱的祖国、亲人、朋友以及所有曾关心我、爱护我、帮助过我的人寄托我无限的情思。

一、童〓年〓苦〓乐

(1924.11_1940.3)

1924年11月2日，即甲子年的10月初六，我出生在渤海之滨，黄河岸边，山东省利津县(现属东营市辖)城北的一处破旧土房里。在我之前，母亲生了两男两女，但男孩子均夭折，一家人盼男心切，见我出世，自然大喜过望，故起名为“锁柱”，意是把我锁住也。

这是一个六口之家：姥姥、父亲、母亲、两个姐姐和我。父亲常年在外谋生，家里全靠母亲支撑。我家地无一垄，房无一间，最初住的那两间土房，是一家亲戚废弃不用的柴禾房。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非常贤慧而又勤劳能干的农村妇女，在邻里乡亲中，人缘很好。姐姐们都很稳重，勤快，吃苦耐劳。一家人生活虽苦，但很温暖和睦，从来没有打骂孩子这回事，特别对我更是百般疼爱。母亲和姐姐们经常吃糠咽菜，穿着打补丁的衣服，而我却能吃上高梁窝头，我身上的衣服虽旧，但很少有补丁，姐姐们针线活很好，我穿的鞋子总是很合脚，而且还有点式样。父亲很少回家，相对来说，孩子们和母亲的感情更深些。

在我四、五岁那年，姥姥去世了。虽然现在我一点也记不起她是什么样子，但老人家对这个“宝贝”外孙的疼爱却记忆犹新。她常年瘫痪卧炕，冬天里每天早晨总是先把我的棉裤棉袄放在她的被窝里，用她自己身上微弱的热力暖和一下，才让我穿上。姥姥去世后，每年总有几次，母亲带我去上坟。她平常像是很开朗、坚强，只有在这时，从她那敞开心扉对长眠在地下的亲人的哭诉中，我才洞察她内心深处的痛苦。她哭，我也跟着流泪，娘俩就这样在荒郊野外姥姥的坟前呆很长的时间。此情此景，至今犹历历在目，而且想起来就有些酸楚。1956年，我在河北省工作。把父母、妻子、儿女接到一起，本想是一家团圆，使两位老人过一个幸福的晚年，不意父亲突患脑溢血病故，双目失明的母亲无法适应野外地质队流动性较大的生活，只好又把她送回老家由大姐照顾，1962年去世。1958年“大跃进”后的困难时期，二姐饿死。现在大姐还健在，姐弟情深，互相思念，却因老、病，相见亦难了。

在一家人中，我感到最对不起的是母亲和二姐，对她们我一不是孝子，二不是贤弟，回首往事，我至今仍愧悔不已。

我儿时极其恋母，12岁以前，除了上学，几乎和母亲寸步不离，邻里乡亲戏称为“跟脚子”。母亲把伟大的母爱倾注在我身上，也把她全部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我自幼孱弱多病，不知耗去了母亲的多少精力和心血。记得我十来岁时生了一场大病(几十年后我才知道是肠梗阻)，十几天不大便，屁也放不出来，肚子鼓得大大的，疼的在炕上直打滚。母亲白天黑夜地守着我，不住地给我揉肚子。我常在睡梦中或昏迷中听到她在呼唤我的小名，醒来后，总见她慈祥、疲惫而又忧伤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到老年，我才体会到，世界上只有母爱才是最伟大，最无条件和最无私的。儿时，母亲时常对我念诵着农村中的一个谚语：“娘想儿，道儿长；儿想娘，筷儿长”，前一句说的是母亲对儿女的思念，是永无尽头的；后一句则是说，儿女想念母亲，过去一阵就忘了。从我15岁离开家到1962年母亲去世，在20多年当中，只在1956_1957年间和母亲在一起生活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其余都是在两地思念中度过的。

我当然很想念我的母亲，但远不如她对我的思念那样浓烈、深沉、持久和专一。解放前，她由于长期思念我，哭坏了眼睛，加上生活困难，缺医少药，全国解放不久，她就双目失明了。1956年，我提了级，长了工资，经济上比较宽裕，曾送她到北京同仁医院诊治，已经晚了，这成了我终身的遗憾。更使我不能原谅自己的，在她双目失明后的12年中，作为她唯一的、最疼爱的儿子，我只注意了对她在物质生活上的基本保证，而忽略了在精神生活上给老人家以尽可能多的安慰。母亲回老家后，我多次调动工作，又常年在野外地质工作第一线，在母亲有生之年竟没有再回家去看望她老人家，1962年她病故时，也没有见她最后一面。我好后悔!母亲虽然没有什么文化，没有多少大道理对我进行说教，但她以其纯朴、正直、自尊、自强的性格和身体力行，深深地影响着我的童、少年时代，为我尔后的为人处事，起着重要的作用。父母没有留下任何遗产，但他们传给我的性格和品德，是最珍贵的无价之宝。

在我姐弟三人中，二姐是心地最善良，待人最宽厚，性情最温顺而生活又最不幸的一个。在我记忆中，她那胖乎乎的脸上，永远是一副温柔、亲切的笑容；她总是低声细语，从来不和别人吵架，她又过于忍让，别人也很难和她吵起来。她只比我大三岁，但早已和母亲、大姐一样，挑起了一份家庭生活的担子。她心灵手巧，针线活在村里也是数得上的，又特别勤快，是母亲的一个好帮手，特别是照看我，似乎成了她的专责。印象最深的，直到我十来岁时，每当夏夜乘凉，我舒适地躺在草席上，望着天上的明月或数着太空中的繁星，身旁常常是二姐用蒲扇为我驱赶蚊子；而夜里躺在炕上时，由于屋小闷热，我身上常长满了痱子，又总是二姐躺在我身边，不停地给我扇风和搔痒，直至我安静入睡。

二姐不幸，嫁给了一个好吃懒做而又非常自私的丈夫，生活上和精神上备受折磨，而她又过于软弱，逆来顺受，无家庭幸福可言。我参加工作后，在当地也算得上一个“有头有脸”的人了，听大姐后来对我说，二姐在受到虐待忍无可忍时，不免抗议说：“你要再这样，俺就找俺兄弟去”。在她心中，我可能是她唯一的靠山了，实则她什么也没有告诉过我。我想一则她没有文化，自己不能写信，更重要的是她不想给我添麻烦。她是这样一个人，总是替别人想的多，替自己想的少。三年困难时期，二姐把自己的口粮节省下来，救下了自己的丈夫和两个孩子，而她自己却活活地饿死了，年仅38岁。在她生前，我一点也没有尽到一个兄弟的责任，而她在临终前还惦记着母亲，想念着弟弟。她对大姐说：“我是不行了，母亲那里就靠你和兄弟了”。写到这里，我已热泪盈眶，不能自已了。

五、六岁以前，在我身边发生的事情，大多已完全遗忘或记忆很模糊了，但有三件事情记忆犹新：一是姥姥的去世，二是同院孟家二嫂的“疯”，三是我的童伴黑狗的归来。姥姥实际上是受继子们的虐待，被逼出家门的。外祖父生前是县衙门的一个师爷，家道小康，姥姥是他的继室，生下了我的母亲，前房妻子遗有好几个儿子，孙子也已成家立业了。外祖父去世后，孤儿寡母无法在家生活，姥姥只好把爱女嫁给了老实巴交又一贫如洗的父亲，从此就一直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姥姥过来时，两手空空，而且瘫痪，母亲非常孝顺，母女相依为命，共度艰辛的时光。在我五、六岁那年的一天晚上，我看到大人们神色异常，把我送到同院孟二嫂屋里。不久就听我们屋里一片哭声，二嫂说：“你姥姥死了”，我立刻哭了起来，要跑出去，二嫂紧紧搂着我，也陪着掉眼泪。外面发生的事情我听得清清楚楚。随后来了许多人，我听得出主要是舅舅和表哥们的声音。他们说：外祖父的金银财宝都叫姥姥带到我们家里来了，叫我母亲全部交出来，不然就不把姥姥的遗体抬走(旧俗，老人死后必须回

儿子家的)。我听到母亲和姐姐们哭成一片，特别是母亲好像是哭昏了过去。随后不久，听到又来了一群人，也是大嚷大叫，夹带着骂娘，声音比较熟悉，都是街坊邻里的叔叔大爷们。他们斥骂我的舅舅表哥们：“你们趁火打劫，欺侮弱女，还算人吗?”人群中还有的喊：“打这些狗日的!”吓得舅舅那帮人也不敢则声了。我从二嫂怀里挣扎出来，跑到我家屋里

，看到姥姥一动也不动地躺在炕上，我扑上去使劲地摇晃着她，哭喊着：“姥娘，姥娘!”人们把我拉开，乡亲们用门板抬着姥姥的遗体送到大舅家里去了。这件事给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一个深深的伤痕，我开始懂得了世间的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有的人见利忘义，可以六亲不认；但另一方面世间也有真情在，穷人倒还是比较同情穷人的。后来我才知道姥姥带过来的只有一副象牙筷子，它一直伴我到十五岁离家出走时。同院孟二嫂管我娘叫姨，也许是同病相怜吧，她们的关系十分亲密。她家最重要的财产是一条毛驴，他丈夫就以此赶脚为生。她家和我家一样是住在那家亲戚的另两间破土房里，她们是西屋，我们是南屋，平常就像是一家人。她们的日子过得甚至比我们还艰难，特别是自打她丈夫赶脚途中被土匪杀害后，二嫂一个寡妇带着好几个未成年的孩子，生活极其凄苦。二嫂得了精神病，常常“撞磕”(老家土话，即中邪之意)，每当县里枪毙人时，她就常常抽疯，并说起了胡话，人们都说是那个人的鬼魂附在她身上了。每当这时，任谁也制服不了她那个“疯劲”，可只要我母亲拿着我们家里的一把生锈的腰刀，对着她挥拍几下，并大声斥责，她便慢慢地安静下来，恢复了常态。据说，我家那把刀可以镇邪，娘也相信，当然这是迷信。一种可能的科学解释是，二嫂因丈夫被害，受刺激太深，加上生活艰辛，精神上极度压抑，积久成了癔病，一旦外面有杀人之事，传到她耳朵里，诱发了癔病。所说的胡话，可能被人牵强附会，加以演绎了。至于只有我母亲能够镇邪，使她恢复常态，可能是由于娘俩情深，我娘获得了她最大的信任，因而取得了祛病除邪的效果，那把刀只是偶合而已。二嫂的不幸纯粹是黑暗的旧社会造成的。我的家乡是老解放区，解放后，二嫂一家翻了身，分得土地和房子，大儿子参军，是一个荣誉残疾军人。1949年，我离家九年后回家住了几天，刚到家的第二天早上，就听到房外一阵朗朗的呼叫声：“柱兄弟回来啦!”原来是二嫂，可大变样了，红光满面，腰板硬朗，步履轻捷，开口带笑。我刚刚在北平看过《白毛女》歌剧，在我面前，活生生的是一个“白毛女”式的翻身妇女，旧社会把二嫂变成“鬼”，新社会又把她变回到人。

我五、六岁时，最亲密的一个小伙伴是家里养的一条黑狗，叫它黑黑。从我刚刚记事起它的个头已经很大了。当时家里的伙食分为三等，我独享一等，它当然位居第三，只能吃涮锅水。不过它的自我生存能力极强，常在外边寻食，虽然长得瘦削，倒也活泼机灵，惹人喜爱。黑黑对我特别亲昵，我俩几乎形影不离。我生来瘦弱，和同龄孩子打架，绝不是人家的对手，却很少吃亏。原来黑黑不仅是我玩耍的伙伴，而且是我的“保镖”，连那些趾高气扬的富家儿也不敢把我怎样的。不论白天黑夜，我总喜欢到野地里去解大手，但又特别怕“鬼”，天一黑就不敢出门，何况野地?可这时如果黑黑尾随在我身后，我解手时，就蹲、卧在我身旁，还和我逗玩儿，我便什么也不怕了。

不记得是哪年夏天的一个早上，当我揉着惺忪睡眼走出屋门时，却不像往常那样，立刻就能见到黑黑摇头摆尾地走过来，在我身前身后蹭来蹭去。二姐说：“娘把它带到河东走亲戚去了。”我家住在黄河西岸，河东几十里外有亲戚，母亲去那里是常事，我小孩儿家也没想到别的。傍晚，母亲回来了，却不见黑黑跟着，我问：“娘，黑黑呢?”她神色黯然，低声说：“把它留在河东了。”我大哭大闹，非要她找回来不可，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一骨碌爬起来就往河边跑。这里是黄河最下游，河面很宽，我伫立在河边，却望不清对岸。不时有小船划过来，却总不见黑黑下船，我等啊，等啊，一连三四天往河边跑，依然不见它的一点影子。我彻底失望了，想起大人们说过，狗能靠它灵敏的嗅觉，循着自己的尿迹找回自己的老窝，可是中间隔了一条大河，无论如何它是回不来了。从此在我幼小的生活中，失去了很大一部分欢乐。一连几个月，我仍常思念黑黑，想它可能已经死在荒郊野外了。寒冬来临。一天早上，我怕冷，赖在炕上不肯出被窝，忽听二姐欢快地喊了一声：“黑黑回来了”。话音刚落，黑黑的前爪已扒在炕沿上，呼出的热气喷在我的脸上。它又脏又瘦，却炕上炕下，满屋撒欢，嗅来嗅去，和家里每个人都亲个不停。原来黄河冰封，它竟然在荒郊流浪几个月之后，踏冰过河，终于回家来了。我带着乞求的眼光望着母亲，她的眼睛也湿润了，随手从篮子里拿出一个菜团子，塞到黑黑的嘴里。黑黑又和我做伴了。然而好景不长，可能是由于它流浪数月，身体受损伤太大，自打回家后，渐渐失去了原来的活泼机灵，老是无精打采的。转眼到了夏天，又是一个早上，我醒来后，不见了黑黑。问二姐，她轻声缓慢地说：“它死了。”我惊呆了，非要家里人带我去看看它不可。母亲说，现在天热，怕臭了传染病，已托人弄到很远的地方埋了。我还是不信，以为又是送到河东去了。我跳着脚大喊大叫：“别骗我，等着瞧吧，到冬天它自己会回来的，”从此，我盼呀，盼呀，盼到冬天来了，可是黑黑还没回来。我跑到河边，见那黄河像一条巨龙，静静地睡卧在那里，时不时还有人从东岸踏冰过来，却始终看不到黑黑的踪影。这次我相信黑黑是真的死了，不然，就是天涯海角，它也一定会回来的。大约在我六、七岁时，我家终于有了一处自己的房子，盖在护城大堤上，那里是无主公地，是典型的贫民窟。傍大堤两旁，高高低低，一溜土房。住在那里的，都是些贩夫走卒，货郎挑担，当兵的，算卦的，扛活的，讨饭的；我们前邻是一家卖馍的，后邻是卖开水的，堤东面和我家斜对过是一个卖粥的老头，他的前邻则是一个讨饭的老婆婆，带着一个十来岁的孙子。这一带，除了一户中农外，是清一色的贫下中农和雇农。回想起来，我们的房子名义上是三间，实际面积不过十几平米。一进门就是锅台，左边一间，塞满了杂物；右面一间是炕，一家人就挤在这一条炕上，几乎难以翻身。父亲个子很高，进门必须弯腰，上炕睡觉必须卷曲着或斜着身子，好在他几年难得回家一次，容易凑合。屋又矮又黑，冬天还好，做饭在屋里，虽然总是烟尘满屋，倒也暧和；夏天可难挨，再挂上一床大蚊帐，屋子里又闷又热；为防小偷，晚上还得把鸡笼关在屋里，满屋气味难闻。最担心的是下雨天，屋顶漏雨，墙根进水，特别是房子傍堤而建，地基并未夯实，大雨从房子一边的斜坡冲刷下去，水土流失严重，房基汲汲可危，每当此时，一家人就得全体出动，培土抢险。

解放前的鲁北大地，灾荒连年，盗匪横行，官府横征暴敛，民不聊生。灾荒主要是蝗灾、旱灾、水灾和瘟疫，特别是水灾和瘟疫，给老百姓带来极大的苦难。水灾就是黄河决口。我的家乡处在黄河最下游，流沙淤积十分严重，河床大大高过地面，不论上、中、下游下大雨，河水一泻而下，冲垮堤坝，每每泛滥成灾。国民党政府年年收水利捐，护堤费，钱都到了贪官污吏的口袋里，不仅没有对黄河进行根本治理，连培土加高大堤的治标办法，也是有名无实。就我记忆中，在我十五岁以前，至少有三次黄河大决口，每次河水疯狂地横扫大地，眼看着一座座房舍被冲垮，大片土地被淹，一片汪洋；滔滔河水，常有人在水里挣扎，随之被巨浪卷走，桌椅板凳、锅碗瓢盆，随处漂流。由于我家就住在大堤上，是当地最高处，对于这种种惨象，一览无遗。河水退后，大地一片荒凉，田地里积下了厚厚的沙土，农作物荡然无存，偶而有比较坚固的房子未曾倒塌，也只是在白沙沙的土地上零星地冒出屋顶而已。旱灾也常常十分严重，而且紧接着就是瘟疫。记忆中最严重的一次瘟疫大约在1934年前后，我的家乡流行霍乱，附近的村庄里，几乎天天死人，“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也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在我家前后左右，家家都发过丧。不幸，母亲也染上了这种病，发高烧、呕吐，几天昏睡，说胡话。父亲远在外地，我只有十来岁，大姐也不过十五、六岁，亲戚家这时无一上门，家里又无钱请医买药，姐弟三人只有日夜守护在母亲身旁哭泣。后来不知从那里弄来一个偏方，给母亲吃了，也许是穷人命大，也许是母亲常年劳动，抵抗力强，她竟然活下来了。

解放前，我们家乡有三大“特产”：土匪、沙土、盐碱地。沙土是黄河给冲来的，盐碱地是久远年代土地盐碱化的产物，而土匪则是政治腐败，灾荒连年造成的恶果。我儿时就常听说，今天这里遭抢了，明天那里杀了人，后天又听说谁家的闺女被糟踏了。最常发生的是绑票、打扛子、挖墙洞。我看了不少小说如《水浒》、《七侠五义》，里面的“绿林好汉”也被官府称为“匪”，但他们却是行侠仗义，杀富济贫，专门和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对，替穷人打抱不平的。然而我们家乡的“好汉”们，却是贫富不分，唯利是图。相对地说，有钱人家或住在城里，或住在深宅大院，有看家护院的，一般土匪倒也难以下手，所以受害的多以小户人家甚至贫苦人家居多。例如前面说过的孟二嫂的丈夫是一个穷赶脚的，土匪只是为了一头小毛驴就把他杀害了。我们家每天夜里总把鸡笼子关在屋子里，到头来还是叫小偷把鸡全给抓走了。说来也挺有意思，小小的屋子，一家人就睡在炕上，早晨醒来，房门大开，却已“鸡去笼空”了。也许是小偷使用了什么蒙汗药了吧!不过这样的鸡鸣狗盗之徒，竟对穷人家的那点可怜的“财富”，手下也不留情，比起梁山好汉“鼓上蚤”时迁来也稍有逊色。话又说回来，无论是灾荒还是土匪，毕竟都是国民党反动、腐败政治的产物。况且在那年月，苛政猛于虎，往往兵匪合一，官盗不分，老百姓注定要在油锅里受煎熬。国民党税多，五花八门，我家一无土地，二无店铺，只因房子盖在无主的公地上，便没完没了的交税、纳捐。催要捐税的主要是“地方”(相当于后来的保甲长)。《白毛女》中，杨白劳年三十到外面躲债，我母亲也常在那天躲到别人家里去。“地方”手提文明棍到我家坐上一会，看到三姐弟也捞不到什么油水，只好悻悻而去。俗话说；“躲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只是走一步说一步，过大年图个平安吉利而已。

虽然我生长在一个温暖、和睦的家庭，沐浴着伟大的母爱和纯真的姐弟骨肉之情，但自幼目睹和亲身感爱到社会的黑暗和世态炎凉，从而养成了沉默寡言、爱思索而又较为孤僻的内向性格，和同龄儿童相比，显得“老成”一些，所以乡里乡亲们都戏称我为“小大人”。这种性格在1944年当兵后就大大改变了。

八岁那年，我上了私塾。农村中流传“七精神、八糊涂”，启蒙的最佳年龄是七岁，最忌讳的是八岁上学。我之所以晚了一年，还是因为家穷，下不了决心。说来也可笑，母亲送我上学，最初的目的还仅仅是为了能够写信不求人。母亲、姐姐全是文盲，父亲来封信，须求人代读；给父亲去信，更得烦人代笔。村里只有一位老学究(也就是后来我上私塾的老师)，母亲去求他代读或代写，要带上两个馒头或几个鸡蛋，还得耐心地等待。母亲说：“儿呀，要是你会写信，咱们就不求人了”。我果然不负娘的希望，上学一年之后，就抱着一本尺牍，照猫画虎，学着给父亲写信，不久之后，我就能写一封词能达意的信了。在当时附近的同龄儿童中，我是为数不多的能上学的一个，后来又成为少之又少的高小生，这应当归功于我的父母，他们含辛茹苦，省吃俭用，把我送去读书；后来我有幸上了中学，最后成为有史以来我们村中第一个大学毕业生，而且从中学到名牌大学，完全是公费，一半是机遇，一半是自我奋斗的结果。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怀疑我的贫农出身，说什么旧社会能上大学的只有地主资本家子女，贫农那有钱上大学?我只能表示沉默。私塾只上了两年，1934年我十岁时，直接插上了高小五年级，这是我一生中第一个重大转折，如果私塾两年后就此中止，或许我一生就生活在农村了。上了小学，像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此前，我读的是四书五经，诗云子曰，自然知识方面还信奉“混沌初开，乾坤始奠，气之轻清者上浮为天，重浊者下坠为地”；历史知识只知道三皇五帝、唐、虞、夏、商、周、大成至圣先师孔老夫子。上了小学，学算术、读国语、学自然和史地，知道了地球是圆的，中国有个孙中山，外国有个华盛顿。当时的小学教育还有许多旧的或半新半旧的内容，但毕竟已在幼小的心灵中灌输了一些爱国主义思想和现代文明的东西，特别是前者在我人生的道路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首先我知道世界上有帝国主义，它们是中华民族最凶恶的敌人，它们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租借或割去了我国的大片土地，象征着中国版图的秋海棠叶被蚕食。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制造的“五三”、“五卅”惨案和“九一八”事变被约定俗成为著名的国耻纪念日，学生们胸前佩带的符号上，一边写着“读书不忘救国”，另一边写着“救国不忘读书”，经常唱的是爱国歌曲。这些都促使我产生了爱国主义思想的萌芽。与此同时，我阅读了大量的“闲书”即章回小说，它们也给了我很大的影响，由于没人指导，拿到什么就看什么，甚至看过全本《金瓶梅》。毕竟我那时只有十来岁，根本谈不上分析批判，因此，这些书在我身上的正面和负面影响同时存在。我崇拜的是忠臣良将，民族英雄和杀富济贫的绿林豪杰；但读书做官，光宗耀祖和才子佳人的封建思想也在毒害着我幼稚、纯真的心灵。我读到的第一部章回小说是《说岳全传》，岳飞一直是我心目中一个伟大的民族英雄，《满江红》这首充满爱国激情和豪迈气概的歌词那时我就会诵、唱了。此外，我还喜欢听艺人说书，大体上也是上述一些内容。我阅读“闲书”几乎入迷，一回家便手不释卷，废寝忘食。由于把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这方面了，加上没有读初小，数学基础较差，因此我在小学时的正课除了国语还差强人意外，其他的学习成绩平平。

在小学时，只有一件“露脸”的事情值得回忆。儿时，附近有一个人口吃，我总爱学他，学来学去，自己也成了结巴，而且非常利害，在学校里常被人嘲笑，自己也觉得抬不起头来，下决心要改掉这个毛病。我寻来一本书，说是有一个口吃患者，经常自个儿在旷野中去进行演说，想像中面前有成千上万人，都不过是听众，只有自己才是最伟大的。练来练去，他不仅矫正了口吃，而且竟然成了一个大演说家。这个故事使我很受启发，便如法泡制，经常一个人偷偷地到野地里去练习，日久天长，居然在日常生活中，口吃比较轻微了，自己也有了自信。这一细微的变化，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当我斗胆报名参加全县小学生演讲比赛时，在学校里引起一阵小小的轰动，很多人都持怀疑甚至讥讽的态度，只有国语老师知道我的秘密，支持我，鼓励我，帮我修改讲演稿。经过层层选拔，在正式比赛的那天，会场上“名流”济济一堂，我上了台，竟一点也不怯场，就像我在旷野中练习时那样。坐在前排中间的是全县的父母官县长，距我只有几步，我心里在想：你一个县长有什么了不起的，还不是在听我讲演?比赛结果，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我竟然得了个全县第一，这可是我们村中的一大新闻，好像是鸡窝里飞出了个“金凤凰”。这件事情本来微不足道，但却也使我明白了“有志者事竟成”的道理，关键是要有自信心，不能自卑。小学毕业后，父母“望子成龙”，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送我到济南上初中，一年后，抗战爆发，就失学在家了，时年13岁。从那时到1940年5月，我经历了一段“亡国恨”的生活。“七七”事变后，家乡就沦陷了，日本鬼子占领县城不久，又换上了汉奸队伍皇协军。时间不长，原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副官叫刘景良的，拉起了队伍，成立了抗日游击队。前面讲过，我的家乡土匪如毛，刘景良拉起的这个队伍，实际上大部分是土匪，这时摇身一变，都成了“抗日英雄”，土匪头都成了团长，号称“四大团”，一部分土豪地主也加入了进去，再加上投降过来的“皇协军”，兵、匪、汉奸、地主合流，打出抗日的招牌，更加胡作非为。不过在民族抗日战争的大气候、大环境中，还是表现出浓厚的抗战气氛，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也参加了进去，其中有不少进步青年。加上当时国共合作，聊城专员范筑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下，建立了鲁西北抗日地方政权和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对鲁北人民也有很大的鼓舞。

游击队占领县城后，成立了一个临时学校(有小学和初中)，我进去了。战时学校实际上文化学习很少，主要是参加一些抗日宣传活动。学校中的老师，大多是从北平、天津、济南回乡的大、中学生，左、中、右都有，看来以中、右居多，大多是拥护“国民政府”、“中央军”和“蒋委员长”的。受他们的影响，我也成了一个蒋介石的狂热的拥护者和崇拜者。但也有一位小学部老师，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学生，思想进步，他曾拿出一张周恩来的戎装照片给我看，说周是共产党，也曾是南开的学生，言谈之中，颇以此引以自豪。听说后来他跑到解放区，可能早已牺牲了。

也许是由于当时国共合作，也许是由于地下党和进步青年的推动，作为国民党政府管辖下的游击区，我县当时的抗战情绪还十分高涨。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学会了许多爱国歌曲如：《救亡歌》、《大刀进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黄河大合唱》等等，甚至还学了一首《国际歌》曲调，抗日内容的歌子，也参加了一些宣传救亡抗日的活动。这使我由原来朴素的爱国主义萌芽，升华到具有抗日救国的民族意识。但同时我也看到了国民党游击队的军阀、兵痞和土匪作风，发国难财，娶小老婆，打着抗日的旗号，干着欺压老百姓的勾当。我感到愤慨、迷惘，写了一篇揭露这种行为的作文，受到了老师的夸奖。国民党游击队实际上是“游”而不击，而且不堪一击，在他们进城不到一年，当日本鬼子第二次侵占县城时，他们一枪未放就溜掉了。从此，我又过了大约一年多的“亡国奴”生活。

从敌人开进县城的第一天起，我就感受到了异族入侵后所受到的屈辱。日寇在城门口设立岗哨，规定中国人进出城门必须向哨兵鞠躬，并接受盘查。为此，除非万不得已，我绝不到城里去，而有时进城被迫向鬼子鞠躬时，内心的痛苦简直无法忍受。我家住在护城大堤上，在院内一抬头就可看到对面城楼上的“膏药”旗，觉得特别可憎，以致于我现在看到日本国旗时，总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日本鬼子占据县城，国民党游击队还在乡下活动，日寇下乡清剿，回来后常在城门口挂上几颗人头，其实都是被杀害的老百姓。敌人推行奴化政策，开设了日语学习班，招收青年学生，我的不少小学同学都报名参加了。我当时认为学日语就是投降，甘心当亡国奴，准备当汉奸，坚决不参加，所以，我连一个日语字母也没学到。这当然是一个很幼稚的想法和作法，但却是一个十三、四岁的少年当时以为是对敌人能采取的一种消极的反抗方式。

我不甘心就这样过亡国奴的生活，绞尽脑汁寻找抗日的路子，可是农村消息闭塞，我年纪幼小，又没有可讨教、商量的人，究竟哪里才是我的出路，茫然不知所从。敌人的报纸和宣传，从反面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我知道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在四川重庆，西南、西北是大后方，是抗战的根据地，我要想抗日就应该到那里去。那时我并不知道延安，也不知道八路军和新四军及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事求是地讲，就是知道这些，按当时我的思想水平，如果不是有人指引，我还是要奔赴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央军”的。“到大后方去”，我觉得这是我唯一的出路。可我除随大人去过济南外，基本上一直是在母亲、姐姐们跟前长大，从来没有单独出过门，更不用说从沦陷区通过不知多少关卡、封锁线，到那迢迢数千里之外，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了。我现在真想不出当年竟有那么大的胆量和决心，义无反顾，丝毫不考虑前途究竟有多少困难和艰险。我的勇气来自于我的爱国主义思想，也和我读了那么多英雄侠义小说有关。真应了常说的那句话：“初生的牛犊不怕虎”，不像我现在这个样子，做一件比较重要的事情，总是前怕狼，后怕虎，缩手缩脚，顾虑多端。虽然我“胆大包天”，但毕竟像乡亲们认为的那样，我是一个“小大人”，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的比较仔细一些。为了实现我的计划，我首先利用在学校学到的一点可怜的地理知识和一本旧地图，选择一条到大后方的最佳路线。据了解，可能的路线有好几条，但距离最近，对我比较合适的是利津济南徐州开封郑州这条路线。开封是敌人占领，郑州是“中央军”驻守，开封距郑州只有100多里路，只要到了郑州，再去大后方就比较容易了。但所知仅此而已，从利津到郑州大约有700多公里，到重庆至少也有2500公里，中间汽车、火车、徒步，不知会遇到多少困难和麻烦，我对这些都一无所知，而且决非一个15岁的农村少年所能想像的。但我相信“车到山前必有路”这句老话，而且反复研究和熟记这条路线，尽智力所及制定计划，认定只有先到济南去，才能进一步了解这条路线有关的情况，制定下一步的具体行动计划。那时我当然没有读过毛主席的文章，也不懂什么叫哲学，但解放后学习关于“战略上要蔑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这一思想时，倍感亲切。

正当这时，家里见我已长大了，该挣钱养家糊口了。在淄(川)博(山)煤矿做工的父亲叫我到他那里去给矿长当“听差”，我当然不会干，但却给了我一个到济南去的机会，便假意答应了下来。1940年春节过后，随着一位亲戚先去济南，那年我刚过15岁。离开生我养我的家乡，这是我一生中第二个重大转折。文化大革命中把我打成“反革命”，纯粹是由于历史问题，而这一问题只是在我离开家乡以后才产生的；此前，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农的儿子。我离开利津后不久，八路军就解放了我的家乡，成立了渤海军分区，建成了山东省最早的敌后根据地之一，儿时的一些小伙伴参加了革命，如果那时我还留在家乡，肯定会更早一点参加革命，走的将会是另一条路了。如今，一切都成过去，没有发生的事，不必再想“如果”，已经发生的事，也不必后悔。但实事求是地讲，我当年为抗日而流亡他乡，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一个正确的而不是错误的选择。我以一个15岁的少年，在没有引路人的情况下，能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开始了艰辛的人生历程，至今仍引以自豪，虽然我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吃尽了苦头。

从1940年到现在的50多年当中，我只回过老家两次，一次是在北平解放后的1949年，只住了一个星期，那时父母、两个姐姐都还健在，二老还住在原来的土房里。第二次是1982年我去烟台开会，途中回乡住了三天。但此时父母和二姐早已作古，我是住在大姐家里。我到原住处寻觅儿时的残迹，不仅我家的土房已荡然无存，而且护城大堤上的所有人家都已迁走，所见者仅断壁残垣，不禁怅然如有所失。而此时鲁北大地已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更使我激动不已的是，在一望无际的平原上，石油井架高耸林立，那就是目前我国第二大油田胜利油田。我原就听说，黄河入海口处已成为一个自然保护区，写到这里时(1993年)，正好手边报纸上有则报导，使我更加神往，现抄录如下：黄河入海口成为鸟类乐园新华社济南1月9日电〓据《大众日报》报道：黄河入海口成为珍稀鸟类乐园。白天鹅、丹顶鹤、黑头鸥等多种国家一级保护珍禽在此栖息繁育。总面积达230余万亩的黄河入海口地区已被国家列为国家自然保护区。这里的珍稀、濒危鸟类越来越多。在这里停歇，越冬的鸟类达115种、5万余只，其中白天鹅万余只，丹顶鹤、大庆鹤、黑头鸥2万余只。属国家一级保护的鸟类有5种。

当地政府十分重视黄河入海口地区的环境建设。目前人工造林30多万亩，新建和完善农田林网化26万余亩。他们还实施飞机播撒草种，保护和合理利用天然草场；大搞蓄水工程，挖水库100余座，总蓄水量4000多万立方米。啊!难道这就是我那个曾是不毛之地的盐碱荒滩，盗匪成群，哀鸿遍野，十年倒有九年荒的故乡吗?

不久前，又传来更加令我兴奋不已的消息：黄河三角洲已被列入国家的重点开发区，不久的将来，它将像长江三角洲一样，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方面，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