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北大民主摇篮
(1946.5_1950.9)
逃到天津后，在表哥孟昭峨的帮助下，在天津市卫生工程处找了个临时雇员的差事，白天抄抄写写，晚上准备功课考大学。
国立六中虽然发给了我高中毕业文凭，但我毕竟只读了两年，又当兵荒废了两年，靠工余时间补习功课，也只有二、三个月，这些对我考学都是非常不利的。好在我在六中时学习的基础好，报考的北京大学(司法组)、燕京大学(新闻系)、山东大学(水产系)和朝阳学院(司法组)等四所院校都被录取了，我当然是选择了北大。然而我对法律专业并无兴趣，报考司法组也只是由于它和师范是当时仅有的两个能够享受公费的专业，而我如果没有公费是绝对上不起大学的。在这一期间，新一军和新六军的从军学生，从东北开小差到天津的先后有二、三十人之多，他们多是先后在我那里落脚，白天溜大街，晚上就住在我的办公室里，大家哥们义气，有饭同吃，有钱同花。后来他们大都去了北平，有人伪造了一批退伍证明书，也送给我一张，凭着这一张证明，不论学习什么专业，都可以享受全公费待遇，因此，我转到了相对比较有兴趣的地质系。
1946年9月，我终于迈进了仰慕已久的北京大学之门。我能成为一个大学生，这事对我和我家庭来说，真是非同小可。我全家人中，父亲是半文盲，母亲和姐姐们都是文盲，全家省吃俭用，供我小学毕业，可并没有能力让我念完初中，至于上大学，是连想也不敢想的。如果我的一生还有可以值得骄傲的话，那就是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没有花家里一分钱，读完了中学和大学；而在我以前，在我们村中，包括那些有钱人家在内，还没有一个大学生。当然，也不能完全归功于自我奋斗，机遇的因素也是有的。然而，机遇往往转瞬即逝，只有勤奋，才是成功的最重要的保证。这里，我并不是说自己是一个成功者，在我一生中，也有许多失败之处，之所以失败，也正是由于没有抓住机遇和不够勤奋。机遇也可以说是条件，条件分有利的和不利的，然而，甚至不利条件也可以变为有利而成为一种机遇，关键在于发挥主观能动性。
进入北京大学，是我一生中第五个重要转折。此前，我虽然早已接触社会，但所见所闻所受，基本上是一个传统封建的、国民党正统的教育和社会意识形态，因此思想上还是比较保守。北京大学对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环境，特别是它的民主气氛和造反精神，使我大开眼界。她继承了抗战前北大和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光荣传统，和清华大学等院校一起，给古都北平带来了勃勃生机。
记得我入学后看到的第一出话剧叫《凯旋》，大意是说，一个国民党士兵在抗战胜利后，怀着凯旋的喜悦和与家人团聚的希望，随部队来到了自己的家乡，但他被迫充当了国民党打内战的小卒，在一次“剿共”的战斗中，他亲手打死了一个年轻的农民，待他与妻子相见后，才知那个青年正是他亲生的儿子。妻子疯了，这个士兵在绝望之下，用自己的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出话剧激起我内心的层层波澜，我和那个士兵的心是相通的。戏的剧情并不复杂，演技也属一般，但它揭露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本质，反映了抗战胜利后人民的苦难和广大国民党士兵的愿望，给我上了革命启蒙的第一课。
促使我觉醒的第一个重大事件是1946年底的“抗暴运动”。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国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实行殖民地政策和内战、独裁政策，激起广大人民的不满。美军在中国的暴行层出不穷，据上海、南京、北平、天津、青岛五市统计，从1945年8月到1946年11月，美军暴行发生3800起，中国人死伤3000多人。”(王效挺、黄文一主编，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613_614页，1991，北京大学出版社)。我在天津时，就知道美军在今解放桥(当时叫中正桥，旧称法国桥)将中国工人扔进海河的事；在北平就有美军枪击辅仁大学学生的事；我也曾在北平东华门街上亲眼看到两个喝醉了酒的美国兵追赶并用酒瓶敲打中国市民的事；等等，等等。
1946年12月24日晚，北大先修班女生沈崇，在东单广场小树林被两个美国兵(我还记得其中一个叫皮尔逊)强奸。26日一早在北大校园(沙滩红楼)内外贴出许多揭露、抗议的大字报；同天，北平几家报纸刊登了这一消息，广大同学异常气愤，决定罢课。与此同时，我在学校西大门，也看到了一张大学报，说什么沈祟是共产党派来引诱美军制造事端云云。很明显，这是国民党特务贴的，却是等于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同学们的愤慨，我也气愤极了。当自己的同胞姐妹被外国兵欺凌侮辱的时候，不仅不表示同情和愤懑，反而向她身上泼脏水，除了表现出他们无耻和奴才嘴脸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12月29日晚，特务闯进北大学生代表会议会场破坏捣乱，更加激起公愤，许多同学要求抗议游行。在地下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北大、清华、燕京、师大、中法等校学生5000多人，于12月30日在北大广场集合，进行了全市性的“抗议美军暴行”大游行，这是北平市继一二、九运动之后又一次伟大的学生运动，也是抗战胜利后北平市的首次大游行。当时，我虽然对美军暴行无比愤慨，但对于用罢课、游行示威这样一种群众运动的方式进行斗争的意义和作用，还不习惯和认识，所以游行开始时，我仍然和一部分同学呆在教室里温习功课。然而我的心一直很不平静，眼睛盯着书本，而想像的翅膀却已随着游行队伍在翱翔，仿佛外面有一种巨大的力量在吸引着我，仿佛有一种正义的呼声在向我召唤，我再也坐不下去了，于是冲出教室，在东安市场附近赶上了游行的队伍。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这样的示威游行，一旦汇入了群众的洪流，便受到激励和鼓舞，感受到一种巨大的力量。队伍经过军调部(即中共、国民党、美国三方为执行停战协定而组成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所在地协和医院时，“抗议美军暴行”，“严惩美军暴徒”，“美帝国主义从中国滚出去”等中英语口号，此起彼伏，响彻云霄，群众情绪达到了高潮。游行队伍行经东单时，一辆标有“MP”(宪兵)的美军吉普从后面开来，立刻被学生们拦住，向车里的美国兵呼口号，撒传单，车身贴满了标语，美军一脸尴尬，默不做声，车子只好缓缓而行，而他们平常在街上却是横冲直撞，不可一世，令路人侧目的。队伍在东单广场小树林举行了抗议声讨大会，这里正是美国兵施暴的地方，群众情绪又一次达到高潮。这次抗暴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从1946年12月31日到1947年1月份，上海、天津、武汉等20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陆续罢课游行，参加人数达50多万。
1947年1月5日党中央指出：“北平学生反对美军的爱国运动，得到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学生的响应。在这一运动中，群众已对美蒋采取攻势，标志着全国性的革命高潮确已接近”。
1月6日，中央进一步指出“此次平津京沪学生的反美示威，成绩甚好，影响甚大”。“民主爱国运动的基础日益扩大，与解放区自卫战争的胜利已渐能起着配合作用”我参加“抗暴运动，最初还只是出于一种青年学生的正义感和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绪，也还没有把这一运动同反内战联系起来。促使我迅速转变的，还是从1947年的“五、二○”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开始。
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打内战，军费占政府全部经费的百分之八十，靠大量印发钞票和搜刮民脂，来维持战争费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蒋管区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教育也产生了严重危机。浙江、上海、南京等地学校首先提出“抢救教育危机”、“改善待遇，反对内战”等要求，南京高校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上海局的指示，决定在1947年5月20日国民党参政会开会当天，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华北学生在地下党领导下，坚决支持南京学生的斗争。北大成立了反饥饿反内战行动委员会，决定19日开始罢课。18日，北大、清华等校派出了千人左右的宣传队，分路到街头进行宣传，北大宣传队100余人，从沙滩出发，经东四、鼓楼、地安门、西四、西单等处，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进行街头讲演。我参加了这个宣传队，主要任务是提桨糊桶，供别的同学贴标语之用。在西单商场附近进行宣传时，突然遇到国民党青年军208师士兵的围堵殴打，我亲眼看到一位同学倒在地上被他们拳打脚踢，一位同学被追赶，被电车司机拉上车救走了。我提着桨糊桶，目标明显，只好就地躲进一家店铺里。在这次事件中，北大有好几位同学受伤，其中一位叫张启梁的，是我同班，他是我以后参加民青的介绍人，也是我入党的实际介绍人。“五、一八”事件更加激起学生们的义愤。当晚，北平、天津、唐山等地各校代表在北大召开紧急会议，正式成立了“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简称“反饥联”)，决定5月20日举行反饥饿反内战示威游行。20日上午，全市各大中学校学生和部分教师陆续集中在北大广场，北大地质系部分同学参加了纠察队，我是队员之一。下午1时半，近万人的队伍，浩浩荡荡经东四、长安街、西单、西四等主要街道，举行示威5个多小时，晚7时左右，胜利返回北大。“反饥联”在红楼广场召开大会决定继续罢课一天，并决定把北大广场命名为“民主广场”。6月1日在北大举行了隆重的“民主广场”命名典礼。自此，绿底白字的“民主”旗便飘扬在北大灰楼(女生宿舍)的楼顶上。2日举行全市总罢课一天，在“民主广场”举行为争民主反内战牺牲的烈士及内战中死难军民追悼大会，并正式宣布华北学联的诞生。根据有关资料，5月20日集中在南京的京沪杭学生6000多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遭到国民党军警的残酷镇压，造成百余人受伤的“五·二○血案”。
这次反饥饿反内战运动遍及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影响深远。5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的一篇评论中明确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有一部名为《民主青年进行曲》的影片，是以北平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为题材的，有好些镜头是在北大“民主广场”拍摄的。影片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大幅横标下，是一排头戴钢盔，身着军服的青年人，手挽手、肩并肩地在昂首阔步前进，这是“五·二○”那天历史的再现。“五、一八”事件是青年军208师一手策划的，这激起了在抗战中从军的北大复员军人的极大愤慨，因此在“五·二○那天，一部分身强力壮的退伍同学挺身而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是专门为了对付来捣蛋、破坏的国民党军人的。并且从此以后，从军复员同学开始分化，大部分人参加到了民主运动的行列，极少数则坚持反动立场，甘作国民党反动派的走卒和殉葬品。
“五·二○”运动之后，北大校园内进步社团、进步壁报如雨后春笋，呈现出一片民主运动的勃勃生机。“民主广场”西南的一面墙是张贴壁报和大字报的地方，被称为“民主墙”，而国民党反动派则惊呼北大校园为“解放区”。这种称谓是有来由的，由于进步力量的十分强大，反蒋、反独裁、反内战、要民主的壁报、大字报，铺天盖地；进步的，反映现实社会政治的话剧、活报剧在校园内公开演出。反动派却无可奈何，只能搞小动作，进行捣乱，或在黑夜鬼鬼祟祟地出来撕毁进步张贴物和张贴他们自己的东西。而这样做的结果，说明他们是见不得人的，反而促使更多的同学们觉醒，壮大了进步的力量，故而使北大获得了“解放区”这一光荣称号。
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不会容忍这个“解放区”以及北平市学生运动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展和壮大，进行了疯狂镇压。从1948年初至四月间，国民党特务绑架了北大地下党员邓特；颁布了《戡乱时期危害国家治罪条例》，并建立“特种刑事法庭”；宣布查禁全国学联；派出大批军警包围北大，下令校方交出12位学生代表；特务暴徒闯入北平师范学院毒打同学，并绑架了8名受伤学生，制造了“四、九血案”，等等。对待敌人的这一连串迫害，地下党充分发动和领导群众，和敌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的反扑：组织了一万多人的平津学生大联欢，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营火晚会；组织保卫全国学联的斗争，发动总罢课和请愿；在民主广场召开反迫害、保卫学联大会；到各街巷进行“闪电宣传”，并于4月6日形成了北平市主要学校的罢教，罢职、罢研、罢诊、罢工、罢课六罢高潮。在反对逮捕12名学生代表的斗争中，同学们在民主广场并肩挽臂垒起人墙，把12位同学围护在中间，高喊：“一人被捕，全体坐牢”，与校外军警对峙至数个小时，迫使国民党警备司令部放弃逮捕令，12位同学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在这一系列斗争中，我作为一个进步群众，在地下党员、盟员的带动下，参加了学联和北大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各项活动，例如担任纠察队员，站岗放哨，到大街上秘密散发传单等等。作为一个有正义感的爱国青年，我常在参加每一次重大活动后，心潮澎湃，热血沸腾，不禁奋笔疾书，用笔来舒发自己的愤懑之情，先后在一些刊物上发表了《挽救教育危机在北平》、《记平津学生大联欢》、《要自由、要饭吃》等文。然而在学生运动高潮中，我并没有也不想参加任何进步社团。这时，我喜欢上了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长篇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作品中主人翁以个人奋斗来对抗资产阶级社会的艺术家的悲剧，深深地感动了我。
事有巧合，1948年的几次重大斗争，都带有一个“九”字，除上面讲的“四·九血案”外，接着就是“六·九”反美扶日大游行”，“七·九”华北东北学生“反剿民、要活命”的联合大游行；“八·一九”反击国民党大逮捕的斗争。我以一个普通进步群众的身份，参加了所有的这些斗争，虽是从事一般性的工作，却受到很大的教育，认识到了群众和群众运动的力量以及个人与集体的关系，认识水平和政治思想觉悟逐步提高，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一个进步社团南北社，读了些“犯禁”的书和文章，如艾思奇的《大众哲学》、何干之的《社会发展史》，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这些书或文章有些是在同学间传阅的，有些是在南北社或“半地下”图书室借来的，为了安全，书皮常常用《七侠五义》、《红楼梦》等书名伪装。1948年暑假，我受北大学生自治会的委托，到天津利用自己的社会关系作掩护，负责接送南方北上同学的工作。从京、沪一带北上的同学，一部分是当年考进北大的新生，一部分则是暑假返校的同学，他们多是先乘船到天津，再转车去北京，我的任务是代表学生自治会对他们表示欢迎，并帮助他们解决在天津住宿和去北平转车问题，此外，还要帮助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躲过国民党军警宪特的检查。那时北大地下党有北系、南系两套组织系统，北系由中共中央华北局领导，南系则由中共中央上海局领导，两系地下党又分别领导着“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联)和“民主青年同盟”(简称民青)等外围组织。党员、盟员从上海返校时，有的带来一些进步书籍或秘密材料，因此如何掩护他们躲过检查，便成为接待任务之一。那时我既不是党员，也不是盟员，但知道这事非同小可，自然非常小心谨慎地和那些我对之又厌恶，又存戒心的反动军警打交道。然而我性格上仍不善于此道，这方面的事则主要靠清华大学一位姓卢的同学来进行周旋，他是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派来和我协同执行同一任务的。他的家就住在天津，家里很阔气，看来不是大资本家，就是官员，社会关系硬气多了。他本人也很能干，善于交际，和车站、码头的国民党军警检查人员混得很熟，因而没有一个北上同学受到刁难。在南开大学学生自治会的协助下，这次接送同学的任务完成得很顺利。我为自己能为同学们贡献微薄之力而感到高兴。
1948年上半年，解放军节节胜利，蒋介石气急败坏，妄图全部铲除地下党，消灭“第二战场”，首先要从北平开刀。从8月19日，国民党先后公布了要逮捕审讯的学生名单共463人，其中北大学生最多，有247人，基本上都是学生自治会和进步社团的骨干，在地下党的秘密布置和掩护下，除个别人外，都安全转移到解放区。学生自治会临时领导机构召开了“抗议国民党非法逮捕”，“反对迫害”的群众大会，组织了护校队，我参加了地质系的护校队工作，在国民党军警围困北大的时刻，把守西大门，与相距咫尺的武装军警相对峙。
“八·一九”大逮捕后，北平地下党传达贯彻了中央九月会议精神，明确了解放城市靠人民解放军，敌占区的党不必搞武装斗争里应外合，主要任务是：坚守阵地，保存力量，发展组织，进行护厂、护校斗争，加强对各界人士的统战工作。当时，我作为一个非党、盟员群众，当然不了解这些内情，但从“八.一九”后，我平常比较接近的一些同学都“失踪”了(后来才知道他们是撤退到解放区的)，学校中相对比较沉寂，我顿时感到十分孤独和失落。就在这个当儿，大约在八月下旬，同班同学张启梁来和我谈话，吸收我为民青盟员，隔不多久，又和我谈起了入党的问题，看来组织上已观察、培养我很久了。
入盟的手续虽然比较简单，只是个别谈话就行了，但参加后的组织纪律却是很严格的，一般是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民青”和“民联”都没有单独建立领导系统，均由党员分别联系盟员。南系、北系地下党除上层领导有联系外，下面不发生任何横的联系，相应的民青盟员和民联盟员之间更是互不通气。在我的上级联系人通知我已被批准为民青盟员时就交待过我，如有另外进步组织发展我参加该组织时，应婉言谢绝，并不准暴露身份。果然，我参加民青不久，就有一位同学发展我参加民联，我说：你们要我作什么工作，我都一定积级参加，但现在还不想参加你们的组织。这位同学是一个地下党员，在北平解放后，地下党员会师大会上，我们不禁相视而笑，他说：原以为发展我参加民联是“顺理成章”的事，却被我拒绝了，他们民联的人还怀疑过我呢!
1948年冬天，北大地下党根据中央指示的精神，主要任务是组织护校，迎接解放，这一工作是由党员、盟员作骨干，通过公开的学生组织北大学生自治会和各系系会来实现的。此时，我被选为地质系系会主席和北大学生自治会代表大会代表。由于斗争策略的需要，学生自治会理事会形式上已暂时停止活动了，而由部分代表组织成的生活互助委员会，作为护校的公开组织，我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
北大党组织把每天收听到解放军胜利的消息及党的城市政策，知识纷份子政策等，通过壁报、交谈各种方式进行宣传，发动师生反对胡适要把北大南迁的企图。我和地质系的许多同学们一起，走访系内教师，动员他们留校、护校，迎接解放。地下党员、盟员和地质系系会在职工中做了大量工作，把全系的图书仪器控制在可靠的人手中。地质系的师生，在北大是以团结闻名的，特殊的环境(地质馆成为一个独立的单元)，特殊的学习方式(不仅有课堂、实验室的学习，还有野外实习)，使得师生经常在一起，不像其他系那样，老师、学生上课见面，下课就“拜拜”。因此，同学之间、师生之间感情较深，行动一致，在历次运动中，表现得都很积极，是北大纠察队的主力，在护校斗争中更是如此，不论是在学校西大门和地质馆，还是在景山东街的西斋宿舍，都有地质系同学在站岗放哨，巡逻值夜。当时我虽然不能确切知道地质系中，究竟那些人是党员、盟员，却清楚地知道，许多党、盟员正和我一样，在不同的岗位上，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在秘密地工作着，才能使公开组织系会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虽然小小的地质系不过是整个北大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作为一个普通盟员，所做的工作也微不足道，但我已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感受到了党的领导作用和组织的力量。因此，当1948年10月间，张启梁和我谈入党问题时，已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1949年初，张通知我已被批准入党，并要我于某日某时到西斋一间宿舍和地下党的一位负责同志接头，他将在那里主持我的入党宣誓。我按约到了那间宿舍，见屋里只有一位物理系的同学。我怀疑是否搞错了，因为他和我也很熟，平日没注意到他有什么特别之处。经二人对上暗号，才知道他确是我要找的那个人。在房间里，他低声地对我讲了党的性质、任务，特别强调了党员的义务和党的组织纪律。他带我举起右手，低声宣读誓词，内容好像和现在的不大一样，而“严守党的机密，永不叛党”的语句，却比现在的更突出强调。解放后我才知道，他就是当时的理学院党支部书记。
我从小屋宣誓后回到自己的宿舍，心潮澎湃，浮想联翩。我生于穷苦之家，在人生道路上，曲曲折折地走过了20多年，始终在个人奋斗，在漫漫黑夜中摸索。今天，找到了党，就是找到了方向，找到了依靠，找到了力量。那时我虽然读了一点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书和文章，但对它们却是一知半解，似是而非，从思想本质来分析，参加共产党主要是为了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卖国政策，基本上还是属于民主革命的思想范畴，谈不上共产主义思想觉悟，虽然在组织上入了党。
我入党正处于解放军大军包围北平的时期。此时，北大的北系、南系地下党已合并，成立了统一的党总支，但对一般党员仍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解放前夕，才建立了党小组，并进行过“傅作义走那一条路”的讨论，为解放北平作了思想上的准备。除了发动广大同学参加学生自治会组织的各项公开的活动外，地下党还作了协助人民解放军武力解放北平时，保护文物单位的准备，我们那个党小组被分配参加保护故宫的工作。此时，人民解放军与傅作义的和平谈判正在秘密地进行着，但北平市内的战争气氛仍然很浓厚，国民党当局的高音喇叭在大街上不停地在进行着反动宣传，军警宪特仍在北大校园附近活动，学校中师生的安全仍在受着严重的威协。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全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北大师生和全市人民一起热烈欢呼古城的新生。2月3日举行了人民解放军入城式，威武雄壮的解放军步兵、骑兵、炮兵和装甲车、坦克车，经过箭楼，进入前门大街，经东交民巷，向长安大街行进。北大的欢迎队伍正好列队在东交民巷街道的一旁，这里曾是外国驻华使节所在地，曾有过“治外法权”，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欺压中国人民的象征，选择这里为入城式的主要路线之一，是有着深刻的涵义的，标志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头上称王称霸的日子已经结束了。欢迎的群众，情绪无比激动，歌声、口号声、欢呼声震天动地；骏马碎步的得得声，装甲车、坦克车的隆隆声，组成了一曲动人心魄的凯歌。
解放军入城式的第二天，我参加了北平市委在国会街北大四院礼堂召开的全市地下党干部会师大会。《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一书(569页)，描述了那次大会的情况：“2月4_5日，北平市委在北大四院礼堂召开全市地下党干部会师大会(代表3376名地下党员)。彭真、叶剑英、林彪、薄一波、聂荣臻、赵振英(李葆华)、刘仁、肖明等出席了大会。聂荣臻表扬了北平地下党的工作，彭真、赵振声作了长篇讲话。党员同志们的激动心情是难以用言语形容的，会场上的掌声、歌声、口号声、欢呼声、跳跃声、汹涌如潮，震天动地。平时互不相识或心照不宣的战友，这时才识真面目，彼此热烈握手、热泪盈眶，‘心都要跳出来了’。刘仁分别把各校各单位的党员集合在操场上，介绍了各校的领导成员。单线联系方式结束了，地下生活开始转入地上，北平解放了!党员解放了!人民解放了!”
在这里，我和大家一起第一次纵声高唱“国际歌”，歌声在大厅中回荡，我心潮澎湃，激情满怀，在46年后的今天，当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依然历历在目。解放后的北平(1949年9月改名为北京)，到处洋溢着革命的气氛，呈现着勃勃生机；革命的洪流，锻炼了获得解放的人民，荡涤着旧社会的污泥浊水。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取缔旧社会遗留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犯罪活动的斗争。“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封闭妓院的决定。当晚，出动大批干部和民警封闭全市所有妓院，将妓院老板二百余人全部集中审查处理，将一千几百名妓女集中在教养院进行学习，启发她们控诉旧社会的罪恶和老板对她们的虐待，帮助她们改造思想、医治性病，组织她们参加生产、学习技艺。经过学习教育，她们中的绝大部分都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妇女，择偶成家，过上正常人的生活。继北京之后，上海、天津等全国大中小城市都采取同样的措施，在很短的时间内，使这种在旧社会绵延几千年的丑恶现象顿时绝迹。对吸毒、赌博等同旧中国反动统治势力和黑社会势力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病害，党和政府也严加禁止。一方面发动群众有力地打击、制裁借此谋利的制毒、贩毒者和赌头、赌棍；一方面进行广泛的宣传教育，提高群众的觉悟，让吸毒者、嗜赌者自觉地戒毒、戒赌。经过两三年的努力，这些在旧中国屡禁不绝、在西方社会也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病害，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居然都被基本禁绝。这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惊奇和赞许”。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278_279页。而今，诸毒重来，沉滓泛起，屡禁不止，反而愈演愈烈，社会风气甚至还不如资本主义的小国新加坡，原因究竟何在?我对此深感迷惑和忧虑，并且无限怀念解放初期那种热烈、蓬勃的革命气氛。
和社会上一样，北京大学校园内也日新月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师生们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和毛泽东著作。北大得天独厚，能够经常请来中央和北京市的领导同志如周恩来、彭真、陈毅、薄一波、冯文彬、李昌等以及著名理论家和学者如郭沫若、艾思奇等作报告和讲演。北京市委还组织各校师生参加各种社会活动，通过这些学习和活动，师生的思想面貌迅速地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许多英雄人物如刘胡兰、董存瑞、吴运铎，是那一时代青年学习的榜样；苏联文学名著和电影如：《青年近卫军》、《日日夜夜》、《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在青年中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解放初期，党还没有公开，党的外围组织民青和民联等，也还处于地下状态，五、六个青年组织合并成为“民主青年同盟”，建立了北大盟总支，我担任了理学院的第一任也是最后一任民青支部书记；不久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我被选为北大团委委员和理学院团总支书记。此时的我，具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色采，对于党和毛主席极其祟拜，对于老干部由衷地敬佩，对于英雄模范人物非常仰慕，并且以他们为榜样，比较严格地要求自己，特别在涉及个人利益问题上，能够作到先人后已。
1949年10月1日，这个一生难忘的日子，我有幸参加了开国大典。北大队伍正好列在广场北端的中央，那时的天安门广场不像现在这样广阔，广场两侧及南端，都是红色围墙或其他建筑物，其北端紧靠长安大街，街上还铺着有轨电车钢轨，在天安门东西两侧的长安大街上有东、西两座跨街“三座门”，北大队伍占在这个地方，可说是够“优越”的了，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天安门城楼上和天安门前的情景。在群众的欢呼声中，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国歌声和礼炮声中，第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接着举行阅兵式，朱德总司令检阅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受阅部队；然后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从东向西，经过天安门。可惜的是，这些壮严、隆重和激动人心的场面，当时我并没有完全领略到，原因是我临时去执行一次“维待秩序”的任务了。那天参加庆祝大典的约30万人，仅集中在广场的就有几万人，这几万人的大、小便就成了问题，由于缺乏几万几十万人集会的经验，估计不足，在广场一侧搭起的临时厕所，根本满足不了要求，因此人群十分拥挤，满地屎尿横流，造成很大的混乱。在大会正式开始前，北大同学、全国学联主席谢邦定从天安门城楼上走下来，找到我，他说，从城楼上看到这里的队伍太乱了，要想法维持一下秩序。于是我带着地质系的纠察队赶到临时厕所那里，疏通人群，维待秩序，按排队顺序放人入厕。虽然在方队中排起了长长的一列队伍，显得有些不协调，但毕竟不是那么混乱了，可这样一来，许多精采的游行场面我便看不到了。只是在游行结束时，列队在广场上的人群，一齐拥向天安门前的金水河畔，向天安门城楼上雀跃欢呼时，我才得以在人流中望见毛主席在向群众挥手。此时此刻，我真是激动极了。人的一生，能够亲临像开国大典这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盛大的场面，是一种幸运。尽管现在有些人在骂共产党和否定毛泽东，尽管我也对当前的党风极其不满，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感到忧虑，对毛泽东在1957年以后的历史功过也在重新加以认识，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是以其伟大的历史功绩获得人民的信任、拥护，并领导他们推翻了压在自己头上的“三座大山”的。我写到这里的时候，正好在日本广岛举行第12届亚洲运动会，中国体育健儿在这届亚运会中，共夺得金牌137枚，占金牌总数的40%；夺得奖牌共289枚，占奖牌总数的27%，连续三届蝉联了亚洲体坛霸主的地位。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须知，在旧中国帝国主义者把中国人称作“东亚病夫”，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运动会上从来没有得过名次，甚至也很少参加亚洲和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会。抚今思昔，每当我在电视中看到五星红旗在赛场上冉冉升起的时候，我总是心潮澎湃，想起45年前，天安门升起的那第一面红旗。
1950年夏，我从北京大学毕业了。我一生中的学生生活主要是在两所学校度过的，中学在国立六中，大学是在北大，而且各为四年。两个四年，都令我终生难忘，但其中的酸甜苦辣在感受上却各有不同。如果说六中时期给我留下的既有怀念又有痛苦的话，北大这一段学生生活却是只有美好的回忆和怀念之情。北大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小组诞生地之一，具有祟高的学术地位和光荣的革命传统，她是一个民主大熔炉，可以说只要是一个有良心、有正义感的青年，一旦踏进这个环境，便会受到感染和教育，随着汹涌前进的潮流而前进，我有幸在这样的环境里度过了大学生活，感到幸福和自豪。北大在迁入新校区后，我只在前几年去过一次，但在我毕业后的几十年中，每当到北京时，却总是尽可能抽时间到沙滩北大原址红楼和地质馆去看一看。1989年，北京大学出版了《战斗在北大的共产党人(192010_19492 北大地下党概况)》一书，我每每翻阅这一有重要意义的历史文献时，总是满怀激情、浮想联翩，仿佛又回到了那波澜壮阔的年月。（下接 把青春献给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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